李健吾对莫式喜剧的借鉴(共6213字).docVIP

李健吾对莫式喜剧的借鉴(共6213字) 本文 1936年1月，李健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以身作则》这出三幕喜剧，属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辑。他在书中标注了“后记”的写作日期:1936年1月10日，由此推想这部喜剧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后记所署的时间之前。李健吾晚年在其自传中，提到《以身作则》在重庆和上海的演出情况，却没有交代此剧的写作背景。［4］1935年8月，李健吾离京赴沪，任上海暨南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除去上课之外，李健吾平时深居简出，伏案写作。［5］很有可能《以身作则》创作于他定居上海之后。这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并不复杂:地点发生在华北某县城内，一位地方乡绅徐守清有一子一女，他经常以道学教条和封建伦理来要求子女。一位前来县城驻扎的年轻营长方义生爱上了徐守清的女儿玉贞小姐，在马夫宝善的帮助下，假装成医生混入徐家。王婆介绍了一位年轻寡妇张妈给徐家做佣人，满口仁义道德的徐守清对她垂涎三尺，但最终张妈宁愿选择马夫宝善，也不选择这个虚伪的前清举人。方义生的身份最后被徐守清的外甥揭穿，徐守清不得已答应了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但要求方义生处罚马夫宝善50军棍。 1937年4月，李健吾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三幕喜剧《新学究》，这一剧作属于“文学丛刊”的第4辑。李健吾既没有写作前言后记，在此后的各种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过这部喜剧，甚至在1981年写作的自传中也讳莫如深。徐士瑚认为《新学究》的写作时间是在1937年1月，［6］徐士瑚和李健吾是山西同乡，又是清华时期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因此即使在徐士瑚并未给出理由的情况下，这一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王为民、祁忠写作的李健吾评传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由于《新学究》引起了清华某位教授的猜忌，所以李健吾失去了回母校任教的机会，所以才举家南迁上海。［7］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新学究》的创作时间当在1935年8月李健吾南迁之前，可能还早于《以身作则》的写作。这位“清华某教授”，在唐振常看来，是吴宓(雨僧)先生。他说:此事(指毛彦文嫁给熊希龄一事)大伤先生之心，更感孤独。先生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先生确乎有新学究之气，但我以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先生所应为。1946年，在上海我偶然对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嘲弄老师的痛苦，实在是并不了解老师。［8］ 鉴于李健吾在公开场合一直对此剧保持缄默，所以唐振常的说法也有待考证。但不管《以身作则》和《新学究》孰先孰后，都被研究者当作“莫氏喜剧”来看待。作家师陀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1937年9月，李健吾和他在李家书房的谈话，谈话是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杜工部和元明戏曲等众多书籍的包围中进行的。［9］由此可见，1937年左右，莫里哀喜剧在李健吾书房是占据一席之地的。李健吾还在1935年就天津南开新剧团演出的《财狂》一剧发表了《L’Avare的第四幕第七场》的评论文章，而《财狂》恰恰就是戏剧家曹禺对莫里哀喜剧《吝啬鬼》(L’Avare)的中国式编译。由此证明在1935－1937年之间，李健吾对于莫里哀喜剧是非常熟谙的。 《新学究》是李健吾以高级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一部喜剧。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某大学附近，主要人物是一个自作多情的迂阔的中年教授康如水。他当初拿钱送谢淑仪出国留学，为了等她回来结婚，竟和跟随他15年的发妻离婚。但是谢淑仪并不爱康如水，她爱的是与她同船回国的冯显利。冯显利与康如水是老朋友，但他并不知道谢淑仪就是康如水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同事孟序功夫妇为冯显利和谢淑仪接风，邀请康如水参加。康如水本来打算趁机机会向朋友们宣布他与谢淑仪结婚的消息，但最后才发现谢淑仪并不爱他，她最终选择了与冯显利结婚。这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喜剧出版后相当受欢迎，1937年4月初版，5月旋即再版。 在40年代孤岛困守期间，李健吾又创作了《青春》，这是一个农村题材的爱情故事。观众反响并不很好，读者徐光灿认为《青春》里面最后一幕的大团圆，显然是一种生硬的凑合，这类悲剧，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故事。但李健吾在回复徐光灿的信中说，他原是把《青春》当作喜剧写的。他还辩解说，喜剧，尤其是高级喜剧，往往和悲剧为邻，它让人在笑后感到悲哀，不由不坠入思考;这种笑，才有韵味;这种笑，不仅仅一笑了之，往往倒是真正的悲剧。人世或者由于制度的缺陷，或者由于性格的缺陷，往往形成一种错误，悲剧家把它们看成是悲剧，喜剧家把它们看成是喜剧。莫里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些特殊的造诣。［10］这出喜剧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沦陷区并未引起太多重视，但到了50年代宣传新婚姻法的时候，却机缘巧合被改编为评剧《小女婿》，接着政策的东风演遍大江南北，风靡一时。 从以上对于李健吾喜剧创作的简要辨析中可以看出，李健吾在30－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