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大的使命呀”.docVIP

“这是多大的使命呀” 　　一 　　郭绍虞（1893-1984）年轻时写过一些新诗，有一首《送信者》不过短短两句：“这是多大的使命呀！人们的安慰在你们的身上脚底。”（《文学旬刊》1921年第23期）读起来却有沉甸甸的责任感。诗中描写的这位送信者，就仿佛是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形象。 　　郭绍虞本是苏州人，辛亥革命后到了上海，五四运动后又到北京，他曾说“五四运动总算给大多数国民一个大刺激，供给大多数国民趋向‘觉悟之路’的曙光”（《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殖事业》，《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他自己当然也是迎着曙光走上“觉悟之路”的。他那时信奉社会主义，怀着改善社会的理想，而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又是将艺术发展当成社会改善之一部分的，确信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促进艺术的发展（《从艺术上企图社会的改造》，《新潮》1920年第2卷第4期）。他写过一篇文章《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号外），讲述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的变迁，主要想说明美论（即文艺批评）既与文艺“互相规定”，美论及文艺又与社会“互相规定”，三者之间关联互动，因此，当“中国文学正在筚路蓝缕之时”，文学不光肩负有社会改善的责任，也亟需要“正确忠实的批评者”。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郑重地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它代表了郭绍虞早年的文学观念，受唯物史观的影响，相当重视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也非常强调文学批评与文学相辅相成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也渗透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在晚年回忆《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林》1980年第1期）文章中，他谈到自己当年对蔡元培提倡的美育很有兴趣，如所周知，蔡元培所提倡“美育”即美的教育，目标在于“以美育代宗教”，是有很强的社会针对性，而这一点与郭绍虞以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来改善社会的理念确实又恰相一致。 　　一九三四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5月）出版，这是他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上文学史课的讲义，他说上课时参考了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永济的《文学论》，可是他这本书一出版，好评如潮，马上盖过了比他早的陈中凡同名书籍。胡适大概是第一个给予正式评论的，在看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印稿后，就在应邀而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序》里表扬它是“很重要的材料书”（胡适此序写于1934年2月17日，但最终没有用于出版，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269-276页，黄山书社1994）。朱自清不久也有一篇评论发表，竭力称赞它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10月）。 　　在郭绍虞以前，除了陈中凡，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日本学者的书出版，在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2月初版）的参考书目里，就列有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考》、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从体例上看，这里面最接近陈中凡、郭绍虞的应该是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此书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日本出版，第二年铃木虎雄给叶长青写回信，就介绍他自己的这本书“乃古今诗论之史，非诗史也”（《国学专刊》第1卷第3期91页，1926年9月），而由孙?Z工翻译的此书，改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下册，北新书局1928、1929），很快也获出版。今天来看，正如铃木虎雄自己所说，他最大的特点是就批评史而论批评史，好像陈中凡一样，谨守在古今文学评论的范围。 　　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郭绍虞偏偏不同。根据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初版《自序》（1934年2月）的说法，他教文学史课教了六七年，本来想写一本文学史教材，最终变成文学批评史，但尽管变成了文学批评史，他还是希望能“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文学批评，是与文学演变最有密切的关系的”，文学批评史实际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所以，应该能从文学批评史中“窥出一些文学的流变”的（《自序》1页）。这是他和过去中日学者考虑不同的第一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总论》里，他再补充说道：一方面，文学批评是与文学相关，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这也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值得而且需要讲述的地方”（1-2页）。这又是他与过去中日学者考虑不同的第二点。 　　大约从朱自清开始，人们都纷纷表彰郭绍虞在文学批评史学科领域的开创之功，但是，回头看郭绍虞的本意，他自己却似乎更看重在文学史上的开拓。平心而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预期和视野，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才能有朱自清所看到的“取材的范围广大”的优点，便是“不限于诗文评，也不限于人所熟知的论文集要一类书，而采用到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序、笔记、诗论等”，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