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契诃夫的人.docVIP

翻译契诃夫的人 　　汝龙作为桥梁，一头是俄文，一头是中文， 　　带人们进入契诃夫的世界 　　中国人认识契诃夫大都是从课本上的《变色龙》和《套中人》开始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译者汝龙。 　　汝龙翻译契诃夫，就像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草婴之于托尔斯泰。汝龙一辈子翻译了一千多万字，比傅雷还要多三百来万字。然而较之其他几位翻译家，汝龙显得默默无闻。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1991年7月13日在北京悄然病逝。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没留骨灰，仅仅在《文艺报》一角发了一则数百字的消息，报道他生前要将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的遗愿。 　　汝龙身后留下了十六卷的《契诃夫文集》，却至死没能写出一篇前言。老友巴金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二十五年过去了，在契诃夫的翻译上，依然无人能出其右，这些译著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今年是汝龙诞辰百年，文学界、出版界向这位前辈致以迟到的缅怀与敬意。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十卷本的《契诃夫小说全集》。“汝龙先生进入了契诃夫的世界。一头是俄文，一头是中国文学，汝龙作为桥梁是很艰难的，没有热爱一定是做不到的。”演员濮存昕在文化沙龙“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上说。 　　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儿子汝企和一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一个深夜，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汝龙坐在书桌前，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作品。光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 　　汝龙的翻译始于抗日战争期间逃亡的路上。白天他和妻子文颖靠教书为生，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只有夜里才能做翻译工作。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这样的习惯他延续终身。 汝龙第―次出版翻译的契柯夫作品1950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直到1947年，汝龙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译作，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拿到稿费时只够买两个烧饼。 　　汝龙翻译契诃夫是因为巴金。大约1948年或1949年，汝龙原本计划翻译《莫泊桑全集》，书已经看完，开始动手译了。但巴金觉得还是译契诃夫好。汝龙借来契诃夫的英文译本来看，发现契诃夫在思想、艺术上都比莫泊桑强，就决定转攻契诃夫。 　　刚建国那几年是汝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译作频出。短短两三年间，汝龙便根据英译本翻译了27卷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那时候也是翻译的黄金时代，稿费很高，像郑克鲁翻译一本《青年近卫军》就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于是，汝龙也先后辞去了大学和出版社的工作，成为翻译“单干户”。 　　这时候，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年逾四十的汝龙便开始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解决疑难问题。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他又从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翻译家戈宝权从苏联给他带了一套12卷本的《契诃夫文集》，汝龙根据俄文本着手重译。 　　汝龙一辈子没有出过国。每当电视里播放反映俄国社会的电影，夫妇俩都看得非常仔细。他常会指着荧屏上的器物对妻子说：“快看，这就是书上写的东西。” 　　然而，很快，文革开始了，打破了平静的日子。汝龙一家三代被轰到两间半狭窄的平房里。稿费和藏书也都全部上交。沉重的打击让他身体大不如前，只好拼命抽烟来提神，结果哮喘病越来越厉害，一犯起来脸都变成铁青色。钱不够用，只好买一包一包的劣等烟丝，用白纸卷起来抽。 　　1973年，汝龙根据俄文版《契诃夫文集》译出了七百万字。这让翻译家童道明非常佩服：“文革时，我趁去县城看病的间隙翻译完了一本薄薄的俄罗斯剧本，心里激动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汝龙先生却在文革期间把契诃夫基本全部翻译 了。” 　　巴金也称赞汝龙：“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 　　但对于这个译本，汝龙还是不满意，“据俄文译出的稿子中文太死，不好”，他很快决定重译，“与其改，不如重用稿纸译一遍”。 　　在汝龙翻译契诃夫的四十多年里，他到底重译过多少次，这已经成了一个谜。在1982年汝龙写给巴金的信中，他曾说仅仅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他就翻译了7遍。 　　汝龙第一次出版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是1950年在平明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生说，对照平明版，会发现现在的版本改动幅度很大。“我做了四十多年的编辑，接触过译者不下百个，汝龙是最认真的一个。汝龙交过来的稿子，我每一个改动，他都要追问为什么，依据哪个词典。草婴也很认真，但还是不及汝龙。”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