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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译，创造性翻译，及文化的传递 　　摘 要：本文以朗费罗的诗歌A Psalm of Life的走入教材的汉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角度下的译本比较，探索了文化传递在英诗汉译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后得出英诗汉译创造性翻译手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英诗汉译；文化传递；朗费罗；人生礼赞；创造性翻译 　　亨利?朗费罗（1807-1882）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在本土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他的作品植根于美国本土和美国历史的现实，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都有重大影响。 　　这位美国文坛泰斗的作品，自清末董恂译《人生颂》以来，胡适、吴宓、郭沫若等中国文学大家都对其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胡适曾把朗费罗的Daybreak 译成五言古体诗，吴宓曾改编朗费罗的叙事诗《伊凡吉林》为古典戏剧《沧桑艳传奇》，郭沫若在1936年所作《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说，他的诗的觉醒期在民国二年，“… 发现了朗费罗的《箭与歌》，那诗使我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荒芜与朱葆光曾联合署名为简企之在1949年译出中国最早的《朗费罗诗选》。诗人穆旦在50年代后翻译过朗费罗十多首诗。英诗研究专家王宝童也在1993年专门翻译过《人生礼赞》。时至今日，这首《人生礼赞》已走进中国的语文教材，成为英语诗歌领域的经典代表。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学科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文化的因素，成为研究背景中的重中之重。翻译研究，作为人类跨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当然不能例外。翻译传递的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文字层面的的形式转换，而是异质文化的传递与沟通，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西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 按文字记载，有将近两千多年历史， 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徘徊于语言学的边缘，最终赢得其独立地位，则是近十年的事情。 　　因此，目前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的字面的研究， 而是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研究翻译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目光聚焦于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跳出了传统的译文与原文间字面忠实与否的问题，而主要考虑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以及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从而揭开翻译研究的新篇章。此文化角度的着眼点，对英诗汉译研究领域来讲，不啻是崭新和有启发性的。 　　《人生礼赞》的汉译本，若以清末董恂版本为起始，百年来有众多版本，可谓异彩纷呈。本文拟从翻译研究的文化传递角度入手，从黄克孙的“衍译法”说起，以创造性翻译方法为切入点，详细介绍朗氏《人生礼赞》走入教材的汉译本的特点，指出创造性翻译方法在英诗汉译领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英诗汉译中的衍译与创造性翻译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传递新角度下，一种新的与传统信、达、雅截然不同的翻译研究方法，不但被诸多学者探讨，且获得一定程度的共鸣，这就是起始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黄克孙教授的英诗汉译衍译法。此处要首先提及菲茨杰拉德的英译《鲁拜集》。《鲁拜集》的原文，是11世纪波斯著名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诗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被认为是最好也最有名的英文翻译。而菲译，不但译诗数量、顺序及内容有所变动，甚至将近50首都是对原作的意译，甚至是把原作的好几首糅合翻译为一首。菲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译本一定要有生命，就算不能尽存原来的精神，译作也要转化过来较差的生命而存在。黄克孙先生年轻时在美国求学期间，初读菲茨杰拉德英译《鲁拜集》，遂被诗行间的蕴含的精神所打动，产生强烈的翻译愿望，于是在博士求学期间，用七言绝句衍译了《鲁拜集》。没想到译文在华人圈引起反响，好评如潮。台湾淡江大学宋美?L赞其为神来之笔，能赋异域诗情以华夏之文采，从原著到费诗英译再到黄之汉译，乃文学之轮回再生。钱钟书也赞之有加，黄氏翻译雅贴比美费氏之英译。由此，可见黄先生翻译之功力与才气。至于翻译方法，黄先生在其作品封面注明“衍译”二字，有别于传统的“信”为上的方法，黄先生没有对此作过多的解释，但曾就此译本说《鲁拜集》的翻译，出发点是作诗。邵斌先生认为，黄先生的衍译法，即“衍生其义而译之”，将原文的语境，加以引申，把翻译和创作融为一体，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可以对译文加以润色，是抓住原作精神的再一次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并非天马行空，而是以原作的精神为基准，而且以译入语的文学标准来判断，依然是能站得住脚的好作品，这正是黄先生坚持的衍译法。邵斌先生和罗选民先生，都多次撰文就英诗汉译提出，最好的翻译方法莫过于“衍译”，力求译文与原文的精神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