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永昌演义》作者李宝忠的身份认同和写作立场.docVIP

试论《永昌演义》作者李宝忠的身份认同和写作立场 　　摘 要：本文以陕北本土作家李宝忠的演义体小说《永昌演义》为研究对象，以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李宝忠的身份认同为研究内容，挖掘出了作者自认新时代的人，汉人这两个身份。并站在传统道德标准忠，勇，义的写作立场上。 　　关键词：李宝忠；《永昌演义》；身份认同；写作立场 　　凡作一书，总有一书的立场。李宝忠在《永昌演义》中，呈现出如下几种身份认同，站在特别的立场之上。 　　一、作者自认为新时代的人，区别于封建时代的人 　　第一回《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诚》，作者李宝忠在介绍完米脂县的风水形胜之后，说道：“至今那些遗迹都还存在，可见从前专制时代的帝王，最是迷信风水压胜之说了。”《永昌演义》一书采用旧的“演义”体写法，却也偶尔透露出作者的世界观。李宝忠生于清末，长于民国，自认接受了新观念，并不认同专制思想，反而自认生长于一个不同于专制时代的新时代。 　　二、作者自认为汉人，区别于清人 　　有清一代，汉人的所谓“民族主义”一直未曾消亡过，这一情绪在后来金庸等人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鹿鼎记》中的天地会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李宝忠的作品将这段历史中各方的立场作了详细的描绘。第二十一回《焚献陵楚抚殉国难，守承天按院陷敌营》，败将李振声拒不投降，李自成罕见地苦口婆心劝他道“方今国家无道，视大臣如草芥，待百姓若寇仇，以至人心离易，天下骚然。”[1]这一句说出了李自成起义的缘由，在于明王朝无道。“现在清兵已陷辽东，国祚亡在旦夕，眼看的这个锦绣山河就要成了满人的世界。小弟应天顺人，兴吊伐之师，一则铲除昏暴朝廷，一则保我汉世的山河。”[2]这一句，说出了李自成所认为的利害关系，打败明王朝只是替天行道，而打败清兵就涉及民族存亡国家大义了。 　　崇祯帝殉国之后，明王室部分将领重集南京，扶持福王，仍以明朝示天下。清廷杀了明将侍郎左懋第，李宝忠称其“懋第从容就义，慷慨捐躯”，颇多褒奖之辞。要说这左懋第，前往北京其实是以明朝特使的身份，感谢清兵助其平定李自成寇乱，然而清兵是有重定大统的野心的，岂能白白放过明季残将。在福建的隆武帝，也企图恢复明朝旧业，明大将李锦从安徽湖广一带直奔福建勤王，说道“惟满洲异族乘隙而入，窃据我大汉疆土，此实天下臣民所共痛心疾首者也。”[3] 　　以上是李宝忠所描绘明末汉人对清人的态度，那李宝忠自己的态度又如何呢？第三十九回《明大义赤心争汉统，拒清兵来亨死通梁》。 　　三、作者在判断是非时使用传统道德中的忠、勇、义的标准 　　李宝忠写作《永昌演义》，不仅仅是以成王败寇的立场来评论是非，而更多是沿袭演义体小说的“忠”、“勇”、“义”的标准。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褒扬李自成而贬低张献忠；一是褒扬李自成的同时褒扬官军。 　　李自成和张献忠，同为明末获得巨大成就的两名起义军将领。然而，李宝忠对二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而大多是从品德的角度区分的。李宝忠在《自序》中曾这样评价李自成，“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而对于张献忠的描述，却处处是贬斥，第二十二回，《建襄京自成诛反侧，破湘楚献逆肆凶残》，李宝忠将张献忠称为“献逆”，行文中也颇多鄙夷，“献忠与自成虽然同起延绥，但是他两个人的性气却是大不相同――献忠凶暴成性，贪酒好色，专以杀戮为事；自成对于酒、色、财三字却是深恶痛绝。”从性格、人品方面将二人区分开来。这自然是出自李宝忠口中的话，事实上，李自成军中也是颇为残暴。第二十回《战汝宁文岳死忠烈，败良玉自成入襄阳》，李自成大败官军，因杨文岳、王世琮、贾悌、冯名圣四将拒不投降，于是将四人一齐绑在大柳树上，调集了几门大炮，装上火药对准四人燃火开放。要说残暴，这也是够凶残的，用大炮来攻打几名手无寸铁的被俘将领。《永昌演义》中，凡有不降的官军将领，李自成一律杀无赦，手法也极尽残暴。对待老百姓，也曾决黄河之水淹开封城，以致万千生灵涂炭。 　　李宝忠的是非观，从他对待“官军”与“叛军”的态度也可印证。 　　李宝忠写作《永昌演义》，是站在李自成的立场，以李自成为主角、为正义的一方展开的。然而，相对于明王朝来说，李自成毕竟是起义军，是在野的叛军。因此，李宝忠又对明王朝的忠臣良将们抱有深沉的关切。这就使得他不能仅仅站在李自成的立场上，而是要提升一个高度，无论是官军还是起义军，都从“忠”、“勇”、“义”的角度去切入。符合条件的便予以颂扬，不合条件的便予以贬斥。比如李自成水淹开封城后，李宝忠并无批评之辞，反而认为是一场胜利。然而对于驻守开封的明王室周王恭枵，李宝忠也感喟他的黎民社稷之心，“（周王恭枵）尽把府中的财产搬运出来，发交抚按，鼓励兵民昼夜防堵。”并如实记录了吴梅村《鹿樵纪闻》中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