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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 　　语词的黑镜 　　在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马克?克里朋（Mark Crepon）的办公室里，他花了不少时间向我解释什么是“屏幕词”（screen word）。 　　比如法国发生了恐怖袭击，当政治家谈到这些恐怖袭击时，他们必须给出很快的信息、意见，做出决定，他们会把这些袭击称为“战争”。 　　在这里，“战争”就是一个“屏幕词”。这种词在你的思想和你分析的真实事件或者现象之间制造出一个屏幕，它描述发生了什么，但并不帮助你思考它。一旦你不假思索地把“战争”放在事件之上，很多问题滑过，思考停止。 　　哲学所做的，就是打破这些“屏幕”：我们真的能把这些袭击定义为“战争”吗？如果我们用“战争”这个词，我们真的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吗？当我们使用“战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暗指了什么？武器是什么，策略是什么，敌人是谁？我们是在与宗教作战，与伊斯兰国家作战，还是说，这是一场法国内战，是法国大多数人对少数被恐怖主义吸引的年轻人？ 　　“哲学需要的是一定的距离，与那些即时的反应、不假思索就使用的词语之间的距离。”克里朋告诉我。 　　“这也是时间的问题。”他说，“今天，世界运转的速度非常之快，人们渴望即时的答案与解决方案。但哲学是一种与时间的不同的关系。哲学需要时间――阅读的时间、分析的时间和思考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称的‘哲学’，所谓幸福的秘方，不过是一些轻哲学、普通智慧（common wisdom）而已。”说到这里，克里朋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下一撇，闪过法兰西民族经典的对于糟糕品位的不屑表情。“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尝试更新人们对复杂性的愿望――这才是哲学的地盘。” 　　到了法国以后，我首先意识到的就是法国人对语言的一种复杂感情：敏感、迷恋、骄傲、警惕。语词、文本，处于现实世界与人的头脑之间，像一道面纱将二者隔开。他们一方面追求语言的精确、明晰与优雅，无视语法规则甚至可以上升到“对理性准则的践踏”，但与此同时又时时警惕着语言对于思想的操纵和塑造潜力。 　　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多少学会了一点从“词语”中去把握世界的技巧。比如，我惊奇地发现，刚刚成立的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在英语中是Paris Science Letters，与人文相对应的是letter，而不是humanity。我还发现这里的文科教授们喜欢自称man of letters，比如克里朋教授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诗、写小说，后来才被哲学所吸引。 　　萨特的自传取名《词语》。在这本童年传记里，他提到他的外祖父查礼?施韦泽，虽然从不自认为是一个作家，却对法国语言怀有莫大的兴趣，哪怕在70高龄的时候。 　　“他摆弄着法语，他喜欢词语，喜欢拼读词语，他严格的发音绝不会漏掉一个音符。在他空闲的时候，他还会用笔把词语排成一束鲜花的形状。他十分乐意以其即兴之作来为家里或学院里的事情增添光彩，诸如新年贺词、生日以及婚礼宴席上的祝词，为查理曼大帝而作的诗一般的讲话，还有小喜剧、字谜、限韵诗等种种可爱的小事情。” 　　作为他的外孙，萨特同样迷恋词语，迷恋层层概念所堆砌的意义的迷宫。他希望通过词语介入世界――“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是通过观察组合词语得到它。通过组合词语，我将掌握真实的事物。你组合了它，然后就有一个提供真理的词汇集合体。你通过想象来组合词语，创造词语集合体的想象。在这些词语集合体中，有些是真实的。这里的确有一些无法知晓的魔力，因为我原先没有想到它。它是由语言本身提供的。” 　　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更愿意被称作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哲学本身没有绝对价值，境况的变化会导致哲学的相应变化。哲学的正确与否不能在当下做出判断，它不是为同时代人写的。它谈论的是那些远远超越了我们今天个人观点的事情。文学正好相反。它记下的是当前的世界，是人们通过阅读、谈话、情欲、旅行发现的世界。所以，他写小说，写戏剧，写评论，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的笔，离开过写作，直至最后双目失明。 　　这几天，我零零星星地读着他的《词语》，阿尔都塞的《来日方长》，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以及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居然都读得津津有味，只觉得这些哲学家的文字灵动自如、活色生香，与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的晦涩艰深不可同日而语。 　　后来，我采访克劳德?安贝尔（Claude Imbert）教授，问到法国哲学的特点，她特别提到法国哲学家对语言的明晰性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不仅因为我们是普鲁斯特的后代，也是一种对读者的坦诚与礼貌――既然你做出了努力阅读我的书，我一定让你的阅读值回票价。” 　　“这就是法国的传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你能说清楚，谁是哲学家，谁是文学家？比如我就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安贝尔教授今年80多岁，是法国当代哲学的大家，年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