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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一排排的木架子，摆满小人书，外面用根麻绳拦住;一块木板上花花绿绿地贴满新到的小人书封面，招徕顾客;小矮凳，长条凳，随意摆放，供看书的人坐下来慢慢翻阅。这样的场景，或许是老上海人记忆里最熟悉不过的景象。 　　一座城市，或许与一种艺术形式，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京之于京剧，莫斯科之于芭蕾舞，乃至巴黎之于印象派，无不如是。 　　如果说上海的“海纳百川”带来了繁荣而现代的都市文明，那么，其中最能代表上海市民文化生活的，无疑就是被亲切地称为“小人书”的连环画了。 　　曾几何时，马路边的墙角，一排排的木架子，摆满小人书，外面用根麻绳拦住，像极了现在商店里摆放CD的架子。一块木板上花花绿绿地贴满新到的小人书封面，招徕顾客。小矮凳，长条凳，随意摆放，供看书的人坐下来慢慢翻阅。这样的场景，或许是老上海人记忆里最熟悉不过的景象。在娱乐生活比较单一的年代，连环画曾成为不少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的重要读物;巴掌大小的连环图画，图文并茂，一幅幅连续画面串联起一个个故事――它是陪伴过几代人成长的集体记忆，浓缩了彼此的童年时光和青春印记。 　　 　　随着时代发展，娱乐方式多样化，传统连环画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那些连续的图画和文字叙述，那些英雄、神话、传奇故事，深深地留在一代人的脑海中。如今，伴随着连环画繁荣、兴盛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代“同龄人”，不少人成了连环画的收藏者、追随者，从买书到藏书，从交流到再版……于是，连环画收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情怀，一种连接历史、现代与未来的方式。 　　上海开风气之先 　　追溯起来，连环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土地上从孕育、生长、繁荣至今，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的。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石印技术进入中国，首先在上海诞生了《点石斋画报》。1884年，这本画报上记录下了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10幅连续画，这就是连环画最早见于石印画报的例证。此后，石印“回回图”应运而生，聪明的艺术家运用画笔，为《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长篇小说每回绘一插图，组合成完整的故事梗概，令人一目了然。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作品连续性并不很强，仍然应归属为插图性质，但在表现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以及运用图文结合的方法来增强艺术效果等方面，已具有连环画的一些特性。因此，它们对现代连环画的形成，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 　　约在1913年左右，上海石印新闻画报风行一时，一般是单张4开，每份有图86幅，文画结合，既有时效性，又具娱乐性，加上申城小贩到处沿街宣传叫卖，此类画报极受群众欢迎。1916年，《潮报》开风气之先，首先选用有光纸把单张时事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对折合拢的折叠式，随后又装订成册出售，这样一来，就与目前所能看到的连环画形式更为相近了。然而，此类小书依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它们的叫法很多，或称“小书”，或称“图画书”。流传至全国各地，更多有不同的名称，广州人将之称作“公仔书”（并沿用至今），汉口人则称之为“伢伢书”，浙江人多称其为“菩萨书”，而在北方，则统称为“小人书”。 　　“小书”在当时究竟有多流行？可以参看文学大家茅盾先生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景象：“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当时，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几个经售“小书”的摊贩，为了解决应接不暇的业务，甚至想出了一个“出租小书”的办法。由于“小书”的读者多半是少年儿童和劳苦大众，没有多少钱来买书，因而租书的办法得以使他们少花钱多看书，而出版商则可以根据读者不断增加的阅读要求，绘制大量新书出版，真正做到了“双赢”。 　　1927年，沪上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也开始涉足“小书”的出版领域。这年3月，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了由名画家陈丹旭绘制的《全本三国志》，而且打破陈规，用红色字体赫然在封面上印上了《连环图画三国志》的书名。从此“小书”就有了“连环图画”的正式名称，以后人们又渐渐略去“图”字，亲切地称之为“连环画”，最终成为约定俗成的最后定名。甚至连文学巨匠鲁迅也在《〈一个人的受难〉序》中写道：“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应该称为‘连续图画’，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 　　《连环图画三国志》一炮打响之后，世界书局在连续三四年的时间内，又相继出版了《连环图画水浒》《连环图画岳传》《连环图画西游记》《连环图画封神榜》等4部作品。这些书均采用横8开有光纸的版式代替10开的版式，从而有利于画面人物的刻画安排和情节的叙述表现，并且都以大红单色黄裱纸做封面，全书线装24册，用硬纸书套合成一函，雅致美观，又兼顾通俗实用。在改进书籍形式、提高绘画和装帧质量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涌现出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