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怎样做父亲.docVIP

那些年我们怎样做父亲 　　1979年4月，我调到军政治部组织处当干事。在我之前，机关里有的同志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基本上都是不要农村定好的对象，到附近军队医院找女医生、女护士，或城镇姑娘，那时叫当代陈世美。这种行为算是严重错误，最重的要受到撤职或留党察看处分，领导也会受连累。 　　为了引以为戒，我一到处里，处长就找我谈心。问我找对象没有？我说找了。外调没有？我说在师里提干时已外调过了。他说，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婚结了。你看是在部队办，还是回家办？我听了觉得太突然了，完全没思想准备。我们本来计划1980年办，但处长说了就要执行。第三天我回答处长，回家办。我也想过在部队办，但战友结婚时我闹得厉害，怕他们“报复”我。 　　当时我一个月53元津贴，给父母20元，还要供弟妹上学，几乎没有积蓄。军政治部主任马骥良送了我四条烟，我带上了。身上只有120元钱。从上海走，买了10斤大白兔奶糖，花了20元，给妻子买了一条裤子和一个提包又花了十多元。 　　妻子在县供销社工作，我们是小学、初中同学。之前我们政治部给她单位发了函，她一个人去领了结婚证。我7月19日回县城，给了父母40元，请老人转交妻子，作为见面礼。 　　因为没钱办喜酒，我们只好两头糊弄：给村里人发了糖和烟，说喜酒到县城办;在县城妻子单位又说喜酒在农村办了，也只发了糖和烟。有人知道我们在农村也没办喜酒，有天晚上剪了一只大公鸡贴在我们门上，寓意“铁公鸡”。第二天早上一开门我俩看到了，真是哭笑不得。这张画对我们刺激太深刻了。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新婚妻子一个人在娘家还是婆家过年都比较难堪，她想到部队，我因没钱没有同意，只好请她去我家过年。她住了三天，天天夜里偷偷流泪。 　　第二年3月，妻子单位批了探亲假，我不能再伤她心，同意她来部队。就是这一次，妻子怀孕了。 　　妻子怀孕反应强烈，探亲假满，我向领导请假送她回去，领导说工作忙，只批了两天假，送她到上海坐船。 　　第二天，我俩从湖州坐长途汽车到上海。路上颠簸，又有不祥之兆，晚上找不到住处，勉强在只接待男客的大通铺挤了一晚。第二天，好心人找了辆三轮车送我们去码头。我看着妻子慢慢上了船，赶晚班车回了军部。 　　预产期是12月底。8月份，我去《解放军报》送完稿，请假一周，回家帮助准备。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后期，好多物品仍然凭票供应。首要的是要把半年的蜂窝煤准备好。我们县只有一个加工厂，每人每次排队只能买5块，我就利用周日，约好几个妻弟妹帮忙，妻子挺着大肚子也加入了排队行列，好不容易买了750块。 　　本来说好生产时我母亲去照顾，谁知产期提前。12月18日凌晨，妻子腹部坠痛，半夜三更，妻子不好意思打扰同事，一个人走走停停，一公里多走了近两个小时，到了县人民医院。医生一看吓坏了，连声说这太危险了，要立即剖腹，问找谁签字。妻子含泪说，孩子父亲在部队上，等他回来再补签字吧！医生破例同意，女儿平安降生。 　　女儿饭量很大，奶水不够，我托军直高炮团领导帮忙开后门，每月拿出13元钱，买4斤当时最好的中华牌奶粉寄回家。 　　年底，我正在滁县步兵学校参加南京军区组织的新条令集训，一天半夜，突然接到处长电话，说医院来了“女危速归”电报，你直接回去吧。滁州是个小站，只有路过车。我艰难辗转回到家，到了医院小儿科，女儿高烧昏迷，妻子在床边抽泣。我亲亲女儿的脸，滚烫滚烫的，又拿起她的小手贴在我的脸上，不停地重复这两个动作。女儿的体温慢慢降下来了。医生开玩笑说，军人到底不一样，爸爸一回来，就把女儿身上的魔鬼吓跑了。 　　女儿两岁那年春节，组织上批准我回去过年，妻女十分高兴。临出发前，处长把我叫到一边说，小陶，余干事刚接到老人病危的电报，你是不是今年不回去，让他回去？我二话不说同意了，正好余干事离我家不远，我把第二天的火车票送给了他，并打电话让妻子带女儿来部队过年。 　　大年初一，我按计划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接人。但我不知道的是，船票异常紧张，她们没有买到票。一班未见又等一班，白天不见夜晚再去，直到初三下午两点，我才终于接到她们。但女儿又病了，上吐下泻，我们把她送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急诊室。直到正月初四下午黄昏，我们才回到军部。两位处长一人送来一把面，一人送来半条鱼，我们算是吃了团年饭。 　　1983年，我提为组织处正营级干事，组织批准家属随军。我回去办好妻子随迁手续，一家四口（小妹随来帮带女儿）乘火车来到军部。军首长破例将我妻子安排在军人服务社。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工作岗位了，军长夫人也在里面，就我的职务是最低的。妻子先在服务社冷饮室卖冰棒，后来到了书店、财会室。 　　女儿上了幼儿园。我只要一有空就陪她做游戏，给她讲故事，星期天带她出去玩。每次我出差回来，都给她讲见到的人和事，往往一顿饭要吃很长时间。放假了，我带着她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这些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