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也谈方法学问题.pdfVIP

I 南方文物 2016·1 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 也 谈方 法学 问题 I J 苏家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杜正胜先生曾于《考古》杂志 1992年第 4期上发表有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 个方法学的探讨》一文， 内中提出了所谓“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问题。按照杜文 的意见 ，所谓 “索隐”指的就是“求索隐微 ”，即通过对于部分 传世历史文献的梳理。自其中提炼出某些为当代社会科学 概念所未曾涵纳的“历史实情”，进而以之指导对于考古材 料尤其是史前材料的解读。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杜氏根据 《礼记?礼运》等文献的记载，构拟出了觇候中国古代国家社 会形成的阴大标志，即： (1)血缘家族既是“社会单位”，同时又成为“经济单 位”，近支亲族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与之相对，类似于氏族 这类较大团体内部的关系则变得较为“疏离”； (2)权位传承实现世袭，少数人及其家族垄断了各统治 机 关 ； (3)开始垒筑城垣 ： (4)分别身份等级的礼制兴起。 对于这样四项标志，杜氏明言，其中前两项因涉及到血 缘关系的演变故而难以与考古材料坐实，所以对于考古实 践来讲，具备实际意义的也就是最后两项而已，即城郭等公 共工程的兴建以及礼制等区分身份等级差异的政治制度的 兴起①。 对于杜文提出的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我们看 来，此间有待商榷之处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也有认识层面上 的，下面先谈具体 问题 ： 杜氏提出以公共 ’E程与礼制作为测度国家社会出现的 标准 ，这在技术层面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漏洞，而且在操作 过程中也存在着具体尺度难于把握的同题。 首先 ．公共T程的有无并不能被看作是测度国家社会 形成与否的充分条件。恰如杜文所言，当代研究者可以借助 于考占活动中听见的城垣等遗迹，进而揣测当时社会中可 能已经存在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化了的行政管理活动 ，但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有能力从事类似活动的政体绝不仅限 于“国家”一种。在前国家时代，譬如在酋邦社会中，以酋长 为首的早期政治组织同样有能力调用他人的劳力来为目己 服务，这其中就包括某些规模相当可观的公共工程的兴建， 例如灌渠、城堡、土墩 、领导人的住宅等 ，其间同样涉及到为 杜文所关注的集体劳动的组织与指挥 自然也体现着“资源 集中”、“人力控制”以及“行政组织”在当地社会的发展程度 ② 。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作为进化阶梯中更高的一个层级， 国家理应比酋邦展现出更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相应地 ，被 组织在国家政体中的劳动力，在政府的集中指挥与有效管 理下，完全有可能建造出较之于酋邦社会中的同类建筑更 加宏伟壮观的工程 ，但也仅仅只是“更加宏伟壮观”而已!问 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将这种原则性认识付诸考古实践 ，即怎 样从量化的角度来区分“国家”与“酋邦”两类政体在这个方 面客观存在着的能力差距?当初，在酋邦概念被运用到对于 中美地区考古案例的解释中去的时候 ，就出现过这类争论 ， 虽然在奥尔梅克与特奥蒂华坎两地都发现有 “大规模劳动 的产品”，都反映出了当地首领对于集体劳动的调度、组织 与使用，但与前者相较 ，后者那里的纪念性建筑 、公共事业 以及专I7化技术等考古学家最关心的内容无一不表现得 “更大更复杂”。于是，双方之间在绝对规模与复杂程度方面 所 表现 出来的差异 ，在不 同的研究者那里就 有了本质上不 同的解释，是仅仅从“量”的角度来理解，即把两者之间的关 系看作是国与国在绝对规模方面所表现出的多样性 ，还是 从“质”的方面着眼，将这种差别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发展阶 段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各研究者之间莫衷一是④。再以中 国的材料而论，陶寺古城的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就社会复杂 化程度来讲，似又稍逊于二里头，那么这两喹体量无朋的古 代遗址所代表着的究竟是酋邦与国家 ，还是一个早期国家 与另一个早期国家之间的关系呢?与在美洲地区发生的情 形相似．在采取同一研究策略的学者之间同样存在着显而 易见的分歧④。可以预见的是，类似争论在未来的研究活动 中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凭借城垣等 公共工程的出现来推断当地社会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国家阶 段，更何况在 目前所见到的这些时代相近的城址之间还存 在显著的差别@。 再以礼制问题而论，与杜氏一样 ，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 “礼”看作是所谓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其实在我们看来， “礼”的本质，同时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存在的最大价值，无外 乎是“慎主客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 ，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 级者也”@，也就是说 ，礼是一种对于等级化的社会现实进行 说明与解释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体系的目的在于说服人 们承认尊卑有别的现状是合理的，同时向人们提供了遵守 现行规范的行为指南。 如果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就不能认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