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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新五代史》的成就 摘要：中国古代有私家修史的传统，自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禁绝民间修史诏颁布以后，此风衰靡，正史统为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关键词：欧阳修 《新五代史》 成就 一、修撰背景 在已有了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法严词约，多取《》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春秋》作而乱臣贼惧”的目的，是私修史书。新五代史》，欧阳修撰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要略逊一筹。。当然，薛史的平庸与宋初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相表里。相比较而言，身处于北宋“经学变古”时代的欧阳修，为当时社会思潮转变的真正领袖。他将经学、史学、文学等新思想与新方法融入到《新五代史》的撰写之中，对五代历史作了全新的建构与诠释，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与意义，改变了《旧五代史》资料汇编、史料堆砌的简单做法，由此实现了(义)“道”、(事)“学”、“文”三者的合一，也实现了欧阳修“文以载道”与“以史明道”的思想主张。欧阳修《五代史》的撰写，促使了北宋义理史学的兴发，也为理学的兴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五代史》后也因理学的盛行而在元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当然，如乾嘉学者所认为的，欧阳修过于模拟《春秋》笔法，造成了史料的阙失，钱大昕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 总的来说，薛居正、欧阳修作为传统的士大夫与史学家，他们都在为当时需要而在解释过去，但都无法脱离汉、宋两种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特殊语境，所以，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与文化语境而形成了不同的《五代史》文本。也就是说，新旧《五代史》是汉宋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下的时代产物，它们之间的异同不仅彰显了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更是体现了唐宋之际的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的转型，尤其反映了思想文化之核心——儒学由汉唐经学(汉学体系)开始转向到宋明理学(宋学体系)的历史事实。另外，新旧《五代史》之间的思想异同，也是佛、儒两种文化体系冲突与应对的必然结果。中古以来佛学盛行中国，导致儒家人伦道德、纲常名教的衰微，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宋初《旧五代史》思想的贫乏。而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不仅仅着眼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更是着眼于振兴儒学与中华文化的考虑。所以，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新五代史》不仅是儒学复兴下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应对异域佛教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点正如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所说：“在排佛论者中，欧阳修是最主要的人物。欧阳修读韩退之的《原道》后发生共鸣，写了《本论》三篇，主张排佛。后来又在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时，尽情发挥其排佛旨趣。” 四、《新五代史》取得的成就 《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要略逊一筹。 为了辨明张宪死节本末等事，欧阳修与王深甫多次研究讨论。关于吴越称帝改元之事，不仅订正了《旧五代史》，而且补正了范垌等人的《吴越备史》。明代钱肃润重刻《吴越备史》时，还沿袭其误并妄斥殴史为非。许多五代人物，若非殴史辨明，必将千载受诬；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真相，亦将沉溺淹没。 《新五代史》的成就之二，是在篇幅大为减少的情况下，补充了旧史所缺漏的一部分珍贵资料。《新五代史》编纂所据，除《实录》、“宣底”等故籍之外，还有宋初学者补正《旧五代史》的各种著述；如范质《通鉴》、王溥《五代会要》、陶岳《五代史补》、王禹《五代史阙》、龚颖《运历图》等，至少参阅了二十种以上。其总卷数“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 关于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历法理论——《钦天历经》，《旧五代史·历志》遗失一篇，其余三篇也“简略不完”。欧阳修通过刘羲叟的帮助，终于“求得其本经”，使“（王）朴之历大备”于新史；从而对后世——特别是对宋元天文学的发展做出来贡献。关于历来被忽视的少数民族史，欧阳修也比较留意。《新五代史》搜集、保存了契丹、奚、吐浑、鞑靼、党项、突厥、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