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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索“转型期治理”的若干思考——以温岭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给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影响，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这对地方治理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特别是温岭市，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时期，部分企业和群众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双位矛盾”转型期心理：一方面盼望当地能实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自身又陷入低端路径依赖；一方面盼望实现安全有序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导致“公地悲剧”。因此，如何在矛盾凸显的转型期找出一条适合温岭实际情况的治理之路，顺利推进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和安全发展，是摆在温岭发展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经济形态对地方治理模式的影响 　　“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作为上层建筑，势必受经济基础影响，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形态决定。从单个国家的演变来看，治理是动态的。以美国为例，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而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短短几十年间，美国经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呈现出高速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形态也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演变成以大公司为核心的公司资本主义，并推动美国社会从一个乡村社会变成城市社会。这段时期，美国的治理模式也发生着持续而激烈的变化，面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各种挑战,美国不断重构国家治理模式，调整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应对着经济、社会变迁所构成的挑战。从全球各国的治理来看，治理是各具特色的。美国、欧洲、日韩等各国的治理模式都各不相同，从美国的自由主义到欧洲的保守主义，再到新加坡等地治理中隐现的东方儒家理念，从面对金融危机时美、欧不同的处理手段，到各自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深深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建。 按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有着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又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因此，我们认为，地方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发挥党委、政府领导作用，努力引导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增进公共利益。对温岭而言，就是要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按照温岭面临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这一实际情况，实施“转型期治理”。 　　二、温岭转型期的矛盾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温岭形成了体制灵活、市场活跃、民资丰厚等鲜明的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尤其是产业集中、分工明确、合作紧密的中小企业集群，成为温岭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同时，一方面众多家庭式、小体量、重模仿、轻创新的小企业难以支撑起产业的转型升级，导致鞋业等传统产业始终徘徊在产业链低端；另一方面较为发达的民营经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群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日益高涨。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对地方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具体来说，当前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矛盾： 　　一是“政府”和“市场”间的协调问题。温岭延续至今的发展模式是特定制度环境和区域发展条件下社会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最鲜明的经验在于成功地释放出了群众的自主创业热情，有效地激发出了群众自主推进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试验的创造性智慧，成功地掀起了大众化的创业热潮，并营造出了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出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过程中，政府顺势推动，民营经济繁荣发展。如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及之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体经营户。这与部分地区以集体经济为主、政府强势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市场”过大，在为市场经济创造了宽松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企业发展缺乏自律性，部分产业形成了“低端锁定”等不利后果，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外部负效应、区域经济不协调等“市场失灵”。因此，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正确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抓住机遇，敢于作为，为经济发展塑造良好的内生优势和外部环境。 　　二是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由于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同阶层、族群间的利益诉求分化程度加快，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使公共决策常常面临两难的困境。如工业化发展与当地人居环境间的矛盾、城市化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现代化与传统生活方式间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间的矛盾、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间的矛盾等。对此，必须运用“弹性策略”，对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影响重大的问题，要坚决以铁的手腕实施整治；对群众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要通过协商民主等方式，平衡民意，取得社会最大公约数。 　　三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多样化”问题。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带来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求和异质性程度同时提高，这对公共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提出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