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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提高语言文字修养 一 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有的动物也能发出比较复杂的声音，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现在动物学家也在研究各种动物发出的声音，破译那些叫声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这种声响不是语言，这一点可以肯定。 从语言发展到文字，更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只能面对面讲话，讲完就完了；有了文字，信息的传播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写文章是有文字以后的事，有文字以前古代人说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周口店山顶洞人说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从象形文字来破译和推断，可以知道当时的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因为有记载，这就是文字的功能。 世界上几大文明，只有中国文明几千年来延续不绝，其中方块字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古代和现代不少汉字读音有变化，我们今天还可以读懂孔夫子的书，《论语》大家都看得懂。尽管北京话和广东话差别很大，但写成文章大家都看得懂。试想，如果是拼音文字，我们今天不仅看不懂孔夫子的书，北京人和广东人写的文章恐怕彼此都被视为外文了。语言文字的统一是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国家和民族的维系，是非常重要的。 文章就是书面的语言。文字和词汇是文章的基本要素。有些以写文章为职业的人，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调侃说自己是“码字”。就像建筑工人码砖头，将文字进行组合，最后码成一篇文章。写文章的人要注重语言文字修养，这是基本功。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能够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能力是人的素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专业知识而不能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那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专业能力的发挥也会受到局限。 二 语言文字的一个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因为有稳定性，所以我们才能读懂古人的书。当然语言也是变化的，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会产生一些新的词语、新的概念。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一部《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收录了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2011年一百年以来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约一万一千个，是经过很多大学教授艰苦的工作编辑而成的。尽管数量不小，一万一千个，对于整个汉语的词汇来说也还是很少数。真正能经过历史沉淀，能够流传久远的词语，每个时代都不多。有的常用词语可能流传30年，不常用的可能不到十年就时过境迁。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比如解放初期的“土改”，后来经济上的“粮票”“布票”“统购统销”，政治上的“反右派”“文革”“红卫兵”“走资派”“斗、批、改”，当时常用的那些词，都不构成汉语的基本词汇，现在都退出了社会生活，只有研究那段历史时才会用到。 现在我们看古书，也有很多词语不知道什么意义，我们借助于专家的辅导和解读才能明白。经典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丰富了民族的语言。比如说《论语》中的“学习”（“学而时习之”）、“言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坦荡”（“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贯”（“吾道一以贯之”），还有“文质彬彬”“见贤思齐”，很多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单凭这一点孔夫子就了不起。几千年来能为汉语贡献几个词的书真不多，一部《论语》就为汉语贡献了那么多词。 毛主席文章写得好，也是语言大师。比如“实事求是”这个词，虽然在《汉书》中有，但是在很不显著的地方，也不为一般人所知，毛主席对这个词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了深刻的理论意义，不仅丰富了语言，也使我们党和整个民族的思想更加深刻。毛主席把“知难而退”改为“知难而进”，把“前仆后继”改成“前赴后继”，都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是在词汇方面的贡献。 《现代汉语词典》新版也收录了一些新的词语，比如“粉丝”“宅男”“宅女”“草根”“忽悠”“力挺”，等等。现代汉语也在关注这些新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新的语言和新的词语，其中，有很多的创造，也很精彩。 群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要注意向群众语言学习。比如北京话讲一件事办不成，说是“没戏”，很生动。我们写文章，经常像“背书”，不像人在说话，老百姓管这个叫“字儿话”“学生腔”。写文章需要深入浅出，能够将文章写得平白如话，能够让人看明白，像和人交谈一样，这才是最成功的。现代汉语中，大量的词语也是千百年来沉淀积累下来的群众语言。 汉语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语，比如从西域引入的一些事物像葡萄、琵琶，从佛教引入的一些重要概念像精神、境界、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近代更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大量词语，比如“经济学”“哲学”“力学”“化学”，“劳动者”“财政”“金融”“工资”，等等，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吸收外来语也要精心选择和提炼，力求符合汉语规范，这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过去我们计程用“华里”，后来用“公里”。前几年我在一篇随笔中说，从我家乡到上中学的县城有四五十里，编辑给改成“20～25公里”。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