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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的城市乞讨现象研究 　　摘要：近年来，关于社会弱势群体之一的乞讨者在地铁、公园等城市公共场所乞讨的新闻屡见不鲜。本文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城市乞讨现象的成因与外界的关系，并分析城市乞讨现象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缓解城市乞讨现象的必要性，最后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出发提出构建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公民个人等在内的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是解决乞讨者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城市乞讨现象 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理论 　　目前，中国的乞讨人数尚无具体数据统计，但是乞讨现象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上海民政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政府应对乞讨者的支出预算年年增加：2014、2015、2016年分别为0.5亿、0.6亿、0.7亿元，说明乞讨者数量增多，解决乞讨现象的成本不断增加，政府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乞讨现象是民工外流的共生现象，其流出地与民工流出地具有同源性，流出原因也有相近之处。从行政区域上说，几乎各个省、市、自治区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乞讨者，其中以安徽、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数量最多；从城乡对比来看，绝大部分乞丐来自于农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乞讨者是盲目进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1]。 　　这一现象与党和国家提倡的小康理念、和谐社会、美丽中国梦不相符。乞讨现象的泛滥恰恰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与城市的基本秩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给社会治安埋下了隐患，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挑战。 　　一、乞讨者的社会支持现状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支持网络就是指个人能够借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物质、情感等）的社会网络[2]。 社会支持理论主要研究人对社会的适应性，关注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感受，重视个人对周围环境资源的利用，通过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去研究个人与社会的适应性问题。该理论认为人与环境中的各种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个人可以借助社会网络中的各种力量改善自身所处的环境，为个人的发展提供社会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 　　社会支持指来自于自身力量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正式的社会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支持，由政府行政部门――救助站等和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工会等实施。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 　　调查发现，目前针对乞讨者的社会网络不完善，支持力度不足，86%的公民表示很少或从来不救助乞讨者，在愿意救助的公民中，有75%的人是以街头施钱的方式来帮助乞讨者，而只有10%的人会联系救助站对乞讨者进行系统的救助。目前有很多“救助”乞讨者的非营利组织，但很多非营利组织只是挂牌，没有进行实际的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一个支柱存在。数据显示，55%的公众没有听说过跟乞讨者相关的公益组织；40%的公众表示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只有5%的公众参加。60%的人对我国的救助政策完全不了解，知道一点的占36%，只有极少数的公众看到乞讨者时会与救助站联系，这些数据说明不同救助主体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另外，非营利组织也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二、城市乞讨现象的成因分析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人问题的产生远非个人之过，更多的因素在于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乞讨者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中处于最底层的群体，因此他们更容易遭受社会风险的侵害。 　　（一）经济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差距也很大，加上天灾人祸，难以生存，乞讨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并且，乞讨者的亲属与其具有同质性，不能互相帮助。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2013年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西藏的77倍、青海的29倍。各地区收入差距太大，不仅导致了生活水平的差异，还导致不平衡心理，促使穷人通过好逸恶劳的方式来谋生。 　　（二）制度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备，覆盖面狭窄。乞讨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申请到保障与救助， 他们本就没有被列入社会保障与救助的对象之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仅为总人口的34%，广大农村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3]。例如，甘肃省2014年月平均工资为3620元，城市低保水平为每人每月345元，农村低保每人每月205元。首都北京2014年月平均工资为6463元，而城市低保只有每人每月580元，农村低保每人每月460元。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低保标准尚且如此，在某些欠发达城市，特别是农村地区，低保完全不能保证人民吃饱，更无须说吃好。从社会救助角度来说，我国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 对农村弱势群体则比较少[4]。某些农村的养老金甚至只有50多块钱，根本不足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 　　（三）环境因素 　　乞讨者、单亲家庭儿童等都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排斥理论认为，他们在行为选择上大多采取消极做法、自我排斥，他们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