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们离王健林的小目标有多远？.docVIP

教授们离王健林的小目标有多远？ 　　中国的教授们面临一个最好的创业时代，但同时也肩负着两重挑战――不仅需要探索新的发明技术，更需要参与探索中国创业生态的完善之路 　　面对陈鲁豫的采访，王健林无意中说出了他对年轻人的期待――设个小目标，先挣它一个亿。一夜之间，“王健林的小目标”蹿红大江南北，成为众人的口头禅，却少有人真的以此作为努力的目标。因为，这个小目标对于普罗大众实在是太遥远了，它对于大学里的教授们距离又有多远？ 美国的教授富翁们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术成就与成为富翁是两个不可兼得的目标，所以大学教授们不是学术卓越却一贫如洗，就是不务正业只顾赚钱。这种观点也许在某个特定时代环境下是成立的，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则显得有些武断。 　　实际上，一些美国计算机领域的顶尖学者不仅学术成就卓越，个个都是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而且都创办了成功的企业，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翁，实现了王健林的小目标（见表1）。 　　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李凯（Kai Li）为例，2001年学术休假期间，他在硅谷联合创办了Data Domain公司，研制了国际上首个数据冗余删除存储产品，开辟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新市场。随后，Data Domain于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在2009年被EMC以24亿美元收购。李凯教授在2012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他也经常被圈内戏称为最富有的华人教授。 　　所以，美国的大学教授是一份充满吸引力的职位，每年全美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第一择业选择往往是大学教职。这些职位竞争也是异常激烈，一般都是数百人竞聘两个至三个职位，真可谓百里挑一。 美国创业生态的起源 　　一些美国教授富翁的出现绝非偶然，除了这些教授们自身卓越的能力以外，很重要的因素是成熟的创业生态，它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鼓励。但是，这种生态形成的起源可能会出乎很多人意料。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结束、国际石油危机等多种因素，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1973年-1975年危机最严重期间，工业生产甚至下降了15.1%，失业率大幅增长，通货膨胀严重，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信心危机”。 　　为了振兴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能推动经济转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知识产权和专利优惠政策。上世纪80年代以前，接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的美国大学，其所产出的专利等知识产权都归联邦政府所有，但这些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极低。当时一项统计发现，联邦政府持有的2.8万项专利中，只有不到5%实现了商业化。在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的推动下，美国于1980年颁布了《拜杜法案》，允许大学保留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出的专利所有权，这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加快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步伐。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在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自1980年《拜杜法案》颁布以来，美国大学孵化近5000家创业公司，创造了380万个新就业岗位。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Richard Jensen与Michael Jones的研究工作甚至发现，一个大学生命科学院系的研究水平与其创业活力密切相关。在联邦政府政策的激励下，过去20年美国大学申请授权了超过8万件专利，这些专利许可创造了52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促进了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是通过养老金与税收改革促进社会投资。如表二所示，1978年之前的经济危机期间，只有少数风险资本存在。1978年美国政府修正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允许养老金投资私募基金。随后在1981年又推出了《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资本收益税从28%降低到20%，使得高风险投资更具吸引力。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风险资本呈现爆炸式增长。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风险投资基金从十几家激增至113家，每年新增风险资本更是增长了16倍，从2.2亿美元增长到36亿美元。这些风险资本与《拜杜法案》所释放出的知识产权相结合，引爆了美国的创业热潮，1980年至1984年间成立了近6000家高科技创业公司，远高于整个70年代。 创业型大学 　　除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美国的大学也在积极探索有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制定各种措施鼓励在校师生创业，努力成为创业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成功的创业型大学典范，过去几十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打造创业生态圈，包括建立科技园区（硅谷），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成立创业孵化器StartX，开设创业指导课程等。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硅谷，另外值得一提的措施是OTL。1970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OTL，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