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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通用语教育的前世今生 　　2015年10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他在致辞中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语言在认识世界、吸收人类文明和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 　　非通用语之语 　　语言是人类群体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明符号，是一个民族传递情感和思想、传承文明与文化的主要载体。一个人出生后牙牙学语，从母亲那里习得了第一种语言。从此，它终身伴随我们的心灵，言说生趣，笔处留迹；它益增智慧，助飞心思，倾诉人生悲欢，描写天下万千，这是我们的母语。 　　古代的许多圣贤哲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论述语言现象。东方人推崇礼义，注重仁德，孔子教诲我们“言忠信，行笃敬”；孟子从功能和修辞的角度指出“言尽而指远者，善言也”。西方人讲求逻辑，长于思辨，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海德格尔要我们聆听语言，在他看来“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任意流动无穷变化的，没有疆界，无大小高低，更无贵贱之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语种”或“小语种”，“通用语”与“非通用语”，仅仅是人们在某种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简单归类。在业内人士看来，“‘非通用语’是我国外语教学界为加强教学的组织和管理采用的一个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指那些在国际交往中使用范围不很广泛的外国语言，它的特定含义是指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阿拉伯语之外的其他所有语种。”名称一言蔽之，体现中国学者的理念，目前在国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语境中被广泛采用，约定俗成。不过其蕴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界定的相对性和存疑性，仍不时触动人们的神经，引发我们在历史、民族和文化层面的断想和审视。 　　当今世界的语言尚存6000多种，非通用语所占的数量比例不言自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对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的掌握向来重视。从新石器时代中原仰韶文化开始，华夏民族与周边特别是西域的民族就有了往来，从神话传说中可以推测其中的语言接触。西周《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驾乘八骏西巡天下，行九万里，见西王母，不可能没有语言的交流。始于公元前几个世纪并分别在陆海形成的“丝绸之路”，不仅交通了物产商贸，也联系了中国与亚洲广大地区乃至欧洲、非洲的众多民族。在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一批批僧徒分赴包括印度在内的西域各国学习佛教，译释经籍，为此必须通晓印度的梵语。而学习基督教教义的信徒要接触到拉丁语。这些都是古代重要的文化语言，但对中国人来说绝非“通语”。西晋高僧、佛经翻译大师竺法护汉文造诣深厚，且遍通西域36国语言。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举例，一位士大夫对儿子“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用这些本领服侍公卿大夫。从这些史例中我们大致可见当时民间教习汉语之外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即“非通用语”情景之一斑。 　　从唐朝繁盛到宋元畅开，从郑和时代到康乾盛世，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有着大量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东西方民族的语言，也随着通使、征战、商旅、传教、迁徙、通婚等媒介互识交融。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被迫融入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浪潮，知识界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外语必不可少。1862年清政府设立“同文馆”，推动近代外语教育，但教习的语种只是英文、法文、俄文，后增加德文和日文，都属当时的列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 　　1942年，国民政府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在昆明建立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战后迁到南京。该校设立8个语科：印地语、缅甸语、暹罗语（泰语）、马来语、越南语、韩语、菲律宾语和阿拉伯语，学制初定2年，后改3年。 　　1946年，北京大学在校长胡适、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的支持下，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那个年代虽然只有几位教师，但他们当中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等先生，都学贯中西，不仅是语言文字大家，而且也是在其他诸多领域为中国学术贡献卓著的一代宗师。 　　1949年，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合并到北大东语系。旧中国举办小语种教学，仅此一家。 　　新中国非通用语专业建设发展 　　我国的外语非通用语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真正起步还是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朝鲜、蒙古、越南等亚洲国家，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首先需要语言人才。周恩来总理在不同场合同东欧国家领导人商谈互派留学生事，学习语言文字，以增进了解，加强合作。1950年9月，新中国向波、捷、匈、罗、保5国各派5名留学生，专攻语言文字和历史，拉开了新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序幕，也为国内后来开展相关语言的教学培养了第一批师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对人才培养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