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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如何理性应对微博 　　微博自诞生以后就迅速取代了网络论坛与博客，成为信息传播速度最快的方式。2010年，45%的社会议题是由网络草根推动的，其话题权和社会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2011年6月，郭美美捏造红十字商会总经理身份炫富，微博用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力，创造出一个集高官、美女、慈善、贪污等多个兴奋点的舆论漩涡和信息黑洞。各方利益在此博弈，幕后推手炒作，民众渴望真相，炒家跟进营销。然而各方所看见都是云谲波诡的冰山一角，真相依然遥不可及。 　　政府需理性应对微博 　　有人比喻微博是现实的镜像，它反映了现实的弊病。可是，这面镜子似乎是一面“哈哈镜”，它不仅替代不了现实，更歪曲了事实。比如郭美美此人已经证明与红十字会毫无关系。这次人肉搜索配合微博充当了全民娱乐式的挖掘机，事后证明，微博“人肉”出来的消息在揭露真相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但也充斥着不实之词，不仅混淆了视听，而且引发了偏激言论。其实，微博在虚拟世界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误导性。因为参与者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不必对言论承担任何责任，自然也就没有自省的动力和监督的渠道。那么，政府和公共机构应该如何理性地面对微博？政府和公共机构需要的是审慎、长远的回应措施，而非应急手段。这就需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微博作为一种社会言论所应有的地位和限制，我们不妨参照美国对媒体言论自由的发展轨迹。 　　言论自由之权益外延的演变 　　1960年，美国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民权广告，谴责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执法者镇压黑人的平权运动，袭击马丁?路德?金的家。其中有些指责缺乏事实依据。蒙市负责警察事务的专员Sullivan起诉《纽约时报》，因为广告不指明道姓的南方执法者指的就是他。他认为该广告的失实内容将在公众脑海中形成对他形象不利的印象，因此广告侵害了他的名誉权。经过四年，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里程碑式的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1964）。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尽管广告内容失实，但Sullivan无法证明《纽约时报》恶意诽谤。 　　Brennan大法官代表法庭阐述判决理由：《纽约时报》的批评是针对Sullivan以一个公务员的身份而履行的公务行为，这种批评正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言论自由的反映。既然言论自由的核心涵义是保障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言论自由的权利采取加强保护。而对于公共问题无拘无束的辩论的代价往往就是对政府和公共官员尖锐甚至错误的批评。Sullivan案要权衡的就是，观点上的错误是否足以剥夺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假如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取决于发表观念的正确性，那么原本百家争鸣的公开辩论就可想而知会万马齐喑。具体到这类官司，Sullivan案明确了，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遭到诽谤，必须证明言论发表者存在明显恶意（Actual Malice）才可能胜诉。所谓明显恶意是指：言论发表者明知其陈述错误，或者毫不顾及陈述是否错误。可是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说明一个人是“明知”？除非能变成孙悟空钻到对方的肚子里，才能知道对方究竟知不知道言论的真假。可见，这是一项很严格的举证责任，往往很难证明。 　　Sullivan案看似让网民找到滥用网络肆意批评政府的借口。但是，该案仅仅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由于该案涉及到美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核心矛盾：民权与黑人权益。因此，试想如果判决逆反，媒体被禁止批评南方政府压迫黑人的情况，是否会对黑人的平权运动有巨大打击呢？所以，只有全面考虑Sullivan案前前后后的案例才能真正体会平日高喊的“言论自由”究竟代表了什么，它的外延在哪里，与其冲突的个人权利又是哪些。相对于Barr v.Matteo案件，Sullivan案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为了平衡官员所拥有的言论豁免权，相应地赋予了媒体的批评权。而对于后40年的案件，Sullivan案又仅仅是个引子。法律案例总是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利益冲突，判决的核心价值在于使各方达到暂时的平衡与妥协，而判决很快又会滞后于其影响所带来的利益重组。这些原本在一个判决后暂时平衡的利益会被打乱，而又以新的面孔出现，至此法律就需要回答新的妥协诉求。这好似湖中的涟漪，一颗小石子投下只会激起一片小涟漪，但是几个石子间隔着投去，波波相连，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波澜。 　　而在Barr v.Matteo（1959）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早就判定，官员履行公职时，其言论只要在底线职责之内，则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赋予官员言论豁免权的理由是因为损害赔偿诉讼的威胁，会对官员正常行使大众赋予的权力产生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这可以看作是官员的言论自由权，这个权利存在是有更深目的的。倘若官员终日担心言论受到网民的攻击而无所作为，因后顾之忧而无法高效地实施政府政策，为民服务之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