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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未曾完结的现代性 　　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共和国已经有过三次政变，另有两次准政变。这些政变都遵循一个基本模式：在常规政治陷入危机或僵局时，军队出手捍卫凯末尔革命所确立的世俗主义国家体制。然而，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政变却偏离了以往的模式――它不再是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较量，而是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场冲突。正因如此，军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起行动的，政变不是通过指挥系统计划和实施的。这与其他一些意外因素叠加起来，致使政变的组织和实施显得草率而仓促。 　　 　　埃尔多安的指控和大规模清洗，让我们得以了解居伦集团这一伊斯兰主义派别的大概面目。多年来，居伦运动已渗透进土耳其的文化、政府和军队各界，并发展为一个全球网络，居伦集团也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在共同反对世俗主义国家体制的斗争中，这一集团是埃尔多安长期的政治盟友，但在2010年前后伊斯兰主义者完胜之后，双方的关系出现裂痕，直至完全破裂。 　　这是一个新近暴露出来的政治分裂，外界还无法确切分析这一内部争斗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实际上，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分歧严重的社会，2015年两次大选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分裂。传统的世俗主义者、埃尔多安所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以及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均拥有相当的选民基础。其中，埃尔多安阵营占有半数的选票，控制着议会多数席位。也就是说，埃尔多安所奉行的伊斯兰取向的政治议程以及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路线，以及其个人集权的政治布局，在土耳其国内拥有近一半的民众支持。当然，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其中多半人，虽然反对埃尔多安本人的野心，却也并没有绝望到要像泰国的反他信集团那样，去支持政变。面对新崛起的势力，受到冲击的传统精英若没有远见，找不到与新国家体制的适应之道，一味冒险抵制，很可能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如果变化不可避免，那就索性去接受并适应。这就是土耳其世俗主义者选择的道路。 　　在很多观察者那里，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常被描述为一场斗争：对垒的一方是西方取向的世俗主义精英，另一方是宗教保守主义倾向的多数人群。如果将1923年土耳其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下半场，那么世俗主义者在上半场占据绝对优势，而进入下半场以后，伊斯兰主义者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直至2002年之后成为新的领导者。在这个故事中，世俗主义是理解土耳其现代性的关键词。不同于此，来自中亚高加索学会丝路研究项目的美国学者Halil Karaveli近期撰写了《土耳其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化之旅：一个资本主义的故事》（Turkeys Journey From Secularism to Islamization： a Capitalist Story）一文，提出另外一种讲法，在他看来，关键词是资本主义。 　　简言之，资本主义发展是现代土耳其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举凡军人政变、伊斯兰主义兴起等变故，都是这一发展的副产品。土耳其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推动世俗主义，不如说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如果说世俗主义是共和国的存在理由，那么伊斯兰影响力的逐渐复归，无疑是共和国的慢性自杀。但实际上，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才是共和国政治规划的核心。世俗主义抑或是伊斯兰主义，并非最为紧要，关键要看哪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传统社会及其精神支柱伊斯兰教是主要的障碍，世俗主义就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1940年代末之后，伊斯兰逐渐回归，因为在竞争的开放政治体系下，它最适合抵御越来越具威胁性的左派。 　　此外，Karaveli还对现代土耳其立国的激进主义文化取向做了解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土耳其转型在文化上最为激烈。早期的帝国体制内改革者从未设想现代化进程需要放弃自己的穆斯林文化认同，更未设想加入西方文明体系。但随后的经济发展及其后果却引发了激进主义的文化转向。由于支配土耳其商业的欧洲人偏爱与自己同宗的基督徒做生意，穆斯林商人总体上处于劣势，因此，帝国晚期兴起的第一代本土资产阶级主要来自非穆斯林群体。土耳其建国之后，这一阶层被逐步清除，穆斯林资产阶级得以兴起。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独特起源影响了这个新生阶级的自我形象。他们意识到，如果穆斯林是商业成功的阻力，是与西方先进之邦整合的障碍，那么，这个身份就可以舍弃不要。新一代精英集团想要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他们也一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符号和身份。然而，建国之父阿图塔克所开启的文化革命在其死后不久，就丧失了动力，逐渐终结。资产阶级的文化激进主义逐步让位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土耳其，这也就是逐步回归伊斯兰主义。因为这一文化方案更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共和国培育的新生穆斯林资产阶级很快就在政治上显示出自己的分量。1946年土耳其转向多党制，就是这一新兴阶级最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