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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8日（星期四)【阅读1131之四（总1189】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第  PAGE 12 页 共  NUMPAGES 12 页 DATE \@ yyyy-M-d 2017-4-18 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演讲人：钱念孙 演讲地点：新华书店安徽展演厅 演讲时间：2016年7月 作者： 《光明日报》（ 2016年09月08日11版:名家·光明讲坛 ） 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文言与白话的藕断丝连 朱光潜出生在激荡清朝文???两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乡，也是一户历代书香之家的子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正在英国人主办的香港大学教育系读书。他接触到《新青年》等报刊宣传的新思想，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撼。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里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 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世界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 最使他不服气，乃至痛心疾首的，是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不仅因为他写得一手好文言，多年练就的一技之长将会变成无用之功；还因为提倡白话文的新派学者，猛力攻击桐城派古文及其代表作家，这对作为桐城派后裔的朱光潜来说，理智上难以接受，感情上更受伤害。陈独秀在那篇名响一时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将朱先生所尊崇的精神益师“归方刘姚”（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打入“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的“十八妖魔”之列。钱玄同更是把桐城文派直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对于这种无异于挖桐城人祖坟的偏激之言，朱光潜自然愤慨异常。他说： 尤其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很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天知道那是谁写的，我祝福他的在天之灵），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 一种语言负载着一种文化。它对于深深浸泡其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决不仅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字工具，而是其心灵得到慰藉，情感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 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1920年1月通令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为语体文，同年4月又规定凡过去编的文言文教科书到1922年以后一律废止。此后，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步被白话文教材所代替，各种报刊更是争相使用白话文，以示跟上时代前进之脚步。至此，白话潮流，浩浩荡荡，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头，每个用惯了文言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对于朱光潜来说，放弃文言文犹如告别栖息多年的故乡老宅，其过程当然是痛苦的。仿佛一个被迫背井离乡的游子，虽然将要开始新的精神旅程，但故乡那熟悉而亲切的身影，那长久培养起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情，怎能不引起他深深眷恋呢？ 然而，朱光潜毕竟是一个现代青年，一个既有认识新事物的愿望，又正在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现代青年。他对于文言文改成白话文这点，虽然始而反对并在心里咒骂，但不久经过冷静的思考，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终于“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并“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朱光潜《作者自传》）。 很快，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作品《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于1921年7月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论文和著作，不仅以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广受称誉，而且以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打动许多人的心灵。 朱光潜先生何以能有这样的好文笔？这当然需要有对文字的敏锐感觉，需要有“文章不厌百回改”的反复推敲的精神，同时原先的古文训练也功不可没。朱光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文言和白话两者的特点及短长曾有独到分析： 文言白话之争到于今似乎还没有终结。我做过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话文，就个人经验来说，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呢？把成见撇开，我可以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第一，就写作的难易说，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难，白话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说，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滥板滞，白话也并非天生可以免除这些毛病。第三，就表现力说，白话与文言各有所长，如果要写得简练、有含蓄、富于伸缩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写得生动、直率、切合于现实生活，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