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电影《荒野猎人》中的文化反思.docVIP

PAGE  PAGE 9 文明与野蛮：电影《荒野猎人》中的文化反思 　　电影《荒野猎人》（2015年）取材于一个个人传奇故事。因其体现了故事发生年代开始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精神与征服意志，具有对普通人构成想象式体认的代偿功能和不竭吸引力，而屡屡被改编成小说、电影。①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荒野猎人》除了保留和延续诸多历史文本所共有的传奇冒险基因与戏剧化叙事惯例之外，也通过增加历史、文化的观照，拓展了影片的叙事空间与表意空间，使之产生了故事“重述”的新意与深度。其中，在组织影片中的叙事冲突时，创作者于自然环境对主人公造成的威胁（人与自然的冲突）之外，有意加重了人与人的冲突的表现：不仅将印第安人与白人分别作为主人公的对抗性力量，而且表现了在“野蛮”与“文明”的两极展开的较量、抗衡，从而彰显出富于文化、历史、人性反思意味的视野和格局。 　　一、 历史观照 　　从影片主角的角度而言，印第安人是影片中首先确立的威胁性力量。影片一开始就以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组织起了印第安人同白人之间的冲突关系：正在岸边林地整理河狸皮的美国捕猎队受到了印第安人里族部落的突然袭击和洗劫。这也成为整个故事发展的重要动机或第一推动力，将主人公及其团队推向一个共同的危机与任务――集体逃亡/撤退回驻地搬援兵；并成为主人公一系列厄运的开端。 　　如果仅就这一段落作出评价，观众恐怕会因白人伤亡惨重而印第安人突袭的“不义”之举产生基于同情与道义上的情感倾斜与道德判断；尤其是以此作为主人公沦入灾难之渊的起点，并且不断把印第安人（里族）作为对主人公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因素编织进叙事，更加深了这一判断。然而，影片并没有止于对这一组冲突关系做如此简单的安排与处理，而是分别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形象设计了各自对应的一个镜像式参照，在人性与历史的两把尺度下，令其产生交互对照，从而使得双方的道德形象与界限逐渐变得暧昧、模糊，由此质疑和颠覆了某些基于表象或历史固有观念之上判断与评价。 　　影片对于印第安人形象的塑造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其中，主要涉及到两个部族――袭击美国捕猎队又同法国人做生意的野蛮彪悍的里族和几乎被入侵者烧杀抢掠殆亡的淳朴善良的波尼族；他们不仅在影片中的表现各异，而且功能也不同――前者主要构成对包括主人公在内的白人的现实威胁，而后者则是主人公维系情感、命脉的重要源泉和精神纽带。二者不仅一实一虚地建构起了印第安人的双重镜像（作为威胁白人/主人公的现实阻挠、异己力量，和作为召唤/引领主人公的精神信仰、灵魂皈依），而且通过彼此之间同样残酷的部落斗争折射出了印第安部族常年面对内忧外患、动荡不宁的生存状况。就后一方面而言，影片中既有群像式地展现印第安各部落普遍的生存境况（除了同白人进行交易或交战，以及部族之间的杀戮，更多的是被烧毁、洗劫的部落营地，被迫的迁徙、流亡），也有单独对印第安人的个别表现――主人公格拉斯的波尼族儿子、屡屡出现在他幻觉中的印第安妻子、逃生途中对他有过救命之恩的波尼族汉子、四处寻找女儿下落的里族首领和被法国人掳走的里族女孩，而其共同的不幸遭遇――妻子被杀、儿子被杀、恩人被杀、里族女孩惨遭蹂躏的事实，无不映现出一个族群、乃至整个印第安人的深重苦难，同时也将谴责的矛头指向以“文明人”自居的白人。 　　回顾印第安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被严重歪曲丑化（茹毛饮血的野兽）到逐渐恢复正常，获得一定程度的接受与认识（被赋予一些的“人”的属性特征），再到开始获得真正的尊重和认可（正面表现其语言风俗文化等等）。影片《荒野猎人》在此基础之上，透过对印第安人形象的多方设置和富有层次的处理，不但以更加细腻的笔触和客观辩证的立场刻画了愈发生动、丰满、真实的族群面貌，而且在白人与印第安人的种族对立之外，进一步揭示出了印第安部族之间的残酷斗争和复杂生存状况，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对印第安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与认知。 　　总而言之，无论是就情节的意义而言（增加主人公处境的危险性及其多舛命运的戏剧性），还是就主题拓展的意义而言（从单纯的个人传奇引申向历史的深度），影片中的印第安人都是不容忽视的角色，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是我们借由窥探历史的一扇窗口、一面镜子、一个重要标识和必要的参照系。 　　作为与印第安人产生冲突关系的另一方，白人在影片中的形象同样参差不齐、鱼龙混杂。 　　影片中深入落基山丛林冒险牟利的白人除了格拉斯所在的美国捕猎队外，还有一支法国商队。有意思的是，两支白人队伍似乎同印第安人建立了截然不同的关系：以里族人为例，一开始“抢劫”过美国捕猎队的里族人，靠着从美国皮草猎人那儿“抢”来的兽皮同法国人交换马匹、枪支。也就是说，他们同法国人建立的是交易关系；而同美国人，则主要表现为明火执仗的掠夺关系。此处实际上隐含着某些历史背景的重要信息和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