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父亲是我的保护神.docVIP

PAGE  PAGE 7 水均益：父亲是我的保护神 　　“我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我告诉他，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 　　“父亲的去世对我而言是很深很深的痛”，在新书《前沿故事》的发布会现场，水均益谈到了于2004年突然离世的父亲水天明，“他生前对我，对我的这本书都很挂念。”17年后再版《前沿故事》，水均益还特别加入了一篇“私货”――《怀念父亲》，在文中，他深情回忆了父亲在世时的点滴往事，并感叹：“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 　　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父亲的离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最小的一个哥哥要差将近9岁，我跟我最大的一个哥哥差15岁，也就是说，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的关爱。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时不常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到我这儿，却是个例外，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我分析，可能是因为我出生之后，家里家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变，父亲的内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十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中国进入了特殊时期。由于爷爷的历史背景和“右派”帽子，父亲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五七干校、蹲牛棚、批斗等等的遭遇接踵而至。经历了这般人生的磨难，父亲对人生、对家庭、对子女的看法肯定有了很多的变化，再加上整天的要应对各种“运动”，疲惫不堪。那个时期，只要有可能，父亲都会多花一些时间来陪我或者关心我一下，甚至有时候特意带我出去玩儿。 　　在我记忆里，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的父亲特别的高大、威武。 　　一件事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爷爷被划为“大右派”，号称“甘肃省头号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几乎人人都受到牵连，受到冲击。我的几个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肃省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劳动改造，甚至关在牛棚。到了我这一辈，自然也很难幸免于难。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难迈过的门槛，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不仅低人一等，还需要夹着尾巴生活。 　　我一上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孙子。刚开始是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没过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击的对象。经常有别的小孩嘴里喊着“地主崽子”，从后面向我扔石头、砖块。有一天，在放学路上，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堵在一个街角里暴打了一顿。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的样子，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家，正告他们的家长下不为例。不仅如此，第二天，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找到了学校领导和那几个同学所在班的班主任老师。结果，在学校老师和我父亲的见证下，那几个同学被排成一行当面给我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在我眼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 　　父亲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能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代给学生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听过我父亲的课，不过不是他最擅长的俄语，而是中国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是在西北大学专修的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的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父亲被安排到北京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科学校培训了几年。在那之后几十年里，一个主修中文和历史的本科生却终身以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为主业，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按照原来的计划，父亲他们“俄专”那帮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还要去俄罗斯深造，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俄语的大学教授却从来没有机会去俄罗斯看看，这一直是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在父亲退休后我本打算安排父亲和母亲去俄罗斯旅游，但由于囊中羞涩和其他一些原因，一直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