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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师说》对比论证中的瑕疵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千多年来，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韩愈，在《师说》中的这句话几乎成了“教师”一职的定义。若用这一定义来细细考察一下《师说》中的“师”，我们就能发现，《师说》一文的对比论证，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 韩愈在《师说》一文把为“师”分为三类：童子之师、“巫医乐师百工”之师、“士大夫”之师。韩愈认为，凡是师，都有“传道受业解惑”之责。但事实真的是否如此呢？他所列的三类师，是不是都是“传道受业解惑”之师？有没有尽到“传道受业解惑”之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韩愈所举的这三类“师”。 1.童子之师。对孩子的教学，只要条件许可，家长们无不竭心尽力，现在这样，古代亦然：“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唐代的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能让家长“择师而教之”的，自当是私学。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这种交了学费的私学，师生关系一般较为朴素，为师者倾囊相授，为生者“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老师的水平有高低，对教育的理解也就不一样，所以，教学中有时也出现 “童子之师”偏重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甚至只致力于学生知识的传授，忽视“传其道解其惑”，即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造成“小学而大遗”，但大多数的“师”，对学生都能“传道受业解惑”。童子应从师而学、且能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在各个朝代都是一致的。童子之师，大致可以归属于韩愈所述的“传道受业解惑”之师中的。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李蟠拜韩愈为师，是学生向老师进行的单向的求学，而非韩愈所看重的“不耻相师”的“相师”，即相互学习，双方的互动。李蟠拜韩愈为师，是进了私学。《师说》一文写于唐贞元十八年，当时韩愈正担任四门博士之职，学问好，声望高。李蟠只跟了韩愈一年，在贞元十九年、他18岁时就中了进士，可见学生牛，老师也牛。在有唐290年的历史里，也就出了6000多位进士。平均起来，每年也就20来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童子而言，择师之重要。 2.“巫医乐师百工”之师。“巫”“乐”“百工”，都是专门的行业，专业技术性强。为了确保自己的技艺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即出于保密的需要，各行各业基本都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且传男不传女。这种学习方式，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专业技术人才。韩愈以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他们的技术传承是“年相若”者“不耻相师”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退一步说，我们承认“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也从师而学，甚至“相师”，作为师的都能“传道受业解惑”，但他们所传的“道”，应是其行业精神，却非韩愈所说的“传道受业解惑”中的“道”。韩愈为何会误解的原因至今已不得而知，也许是他没有深入调查，也许是偏见。在我国，一直是“学而优则仕”，除了“仕”之外，其它一切行业都为士大夫不齿的。韩愈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的错误的事实与“士大夫之族”不从师学习来对比，其说服力是不强的，甚至是没有说服力的。 3.“士大夫”之师。在我国，“士大夫”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混合体的一个特阶层，他们是中华文化的 HYPERLINK /doc/6067345.html \t _blank 继承者和创造者，绝非韩愈在《师说》中所说一代不如一代，是“愚益愚”。且不说韩愈以后的唐代文学也一直保持着好长一段的昂扬之态，以后的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清代的小说，无不说明着“士大夫”在中华文明中的杰出贡献。 1）士大夫无师在中唐是一种常态。 中唐的“士大夫”在其尚为童子之时，当然是有师的。但成了“士大夫”之后，他们有没有师呢？ 韩愈在《师说》里写道：“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当时的士大夫是不从师的。他们不但不从师，而且对从师者“群聚而笑之”。最后，韩愈又借士大夫之口指出了士大夫不从师的原因。 当时的士大夫不从师的风气，也可以从与韩愈几乎同时代的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得到证明：“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因提倡从师而学，韩愈竟被当时的士大夫目为怪人，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的士大夫不从师应该是一种常态。 2）已成了士大夫一员的孔子，没有从过“传道受业解惑”之师。 作为韩愈所主张的士大夫必须从师而学的实证的孔子，有没有从过师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未成人时，孔子当然是有老师的。只是年代久远，我们无从得知而已。那么成了“圣人”后，孔子还有没有从师呢？ 韩愈在《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