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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论文：企业存货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会计准则变更的经验证据 摘要：2007年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存货发出成本核算后进先出方法。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存货政策的选择不会对投资报酬率产生影响，除非其涉及税收现金流的变化；企业存货政策的选择更多地与债务契约、资产投资特征等的影响相关。本文将债务契约、资产投资特征、行业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考察存货政策变更与市场异常收益的关系，结论与现有解释并不一致。准则中存货政策的设定是否要依赖于“机械性假说”下减少企业利润调节手段的设想？或许还有更多符合我国体制特征的因素能够解释存货政策选择的动机。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存货政策；后进先出法 一、引言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作为对发出存货实际成本核算的规范，新规定与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相同，与我国原存货准则比较此规定删掉了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LIFO）。从规范的形式看，这一变化实现了与国际规范的趋同，缩小了企业存货会计选择的范围，可以认为新准则有助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实现；但是从业务发生看，这一变化并不一定能让企业的会计工作呈现存货流转的真实情况，而有助于会计信息对经济实质的揭示。例如，先进先出法（FIFO）对于存货进出比较频繁的企业同样存在核算工作量大的问题，而且当物价上涨时，会高估企业当期利润和库存存货的价值，反之，会低估企业存货价值和当期利润。然而，作为对删掉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LIFO）的解释，有的国内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不能真实反映存货流转或不具有普遍性（黄光松等，2006），另有研究者认为取消LIFO将使上市公司利用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来调节当期利润水平的惯用手段不能再被使用，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分析与比较，还有研究者认为执行新准则后会计信息具有了更高的信息含量（薛爽等，2008）。因此，具体考察企业存货发出成本核算方法选择的状况与动因，将有助于对存货准则变化的理解，并有益于今后准则变化方向的廓清。 二、文献回顾 就采用LIFO的公司而言，美国以外很少存在，巴西和澳大利亚禁止使用这种会计方法，加拿大则不允许公司出于纳税目的使用这种方法。因此，本文对国外文献的整理围绕美国的研究进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存货政策选择对税负的节约和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管理者的薪酬计划与企业借款合同的订立等对存货政策选择的影响。 从有效资本市场的角度，可以预期，现金节约造成的影响比起采用LIFO而形成较低报告收益的影响来说，要大得多，所以，当物价上涨时，将FIFO转化为LIFO会对股票价格起到良好的作用。Sunder就是研究这种影响的先驱者之一（Sunder，1973）。而Abdel-khalik、Mckeown和Ricks认为市场不会对LIFO的选择做出积极反应（Abdel-khalik和Mckeown，1978；Ricks，1982）。Biddle和Lindahl运用组内比较累积超额回报的方法，研究发现对于311家采用LIFO的公司，其累积超额回报与LIFO法下的节税利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且存货政策转变下公司存在系统性风险的变化，但是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大多数样本公司显示出系统风险的下降（Biddle和Lindahl，1982）。关于市场对存货政策选择的反应，以上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 从契约的角度分析，Hunt对存货核算方法选择与债务契约、薪酬计划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采用采用非LIFO的公司管理者关注债务契约约束下采用LIFO的公司的负面影响，以及他们个人在公司的财务利益；然而，对于收益报告下的管理薪酬，采用非LIFO的公司并不比LIFO的公司存在更多的关注（Hunt，1985）。Lee和Hsien使用多元逻辑回归方法对政治成本、代理成本和生产投资特征解释下的存货核算方法选择进行了检验，在发现以往政治成本和生产投资特征假设检验中变量语义重叠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企业特征约束下的生产投资假设并选择新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经验证据并不支持政治成本假设和代理成本假设，而新假设（Ricardian hypothesis）得到了验证（Lee Hsien，1985）。Lindahl通过构建和检测一个马尔科夫链模型来描述存货政策变化的动态过程，发现价格波动是存货LIFO与FIFO选择的重要原因；此外，企业的规模作为一个影响因素使得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LIFO，但是FIFO核算的低成本可能抵消LIFO核算的好处；研究还发现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到政策的选取（用GNP替代），而公司所在的行业影响有限（Lindahl，1989）。Cushing与LeClere通过整理分别采用LIFO与FIFO的两组样本的经验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