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岸的大山.doc

伟岸的大山 （写在父亲节里） 星期天的傍晚我走在回老家的山路上，在我的前面不远处一副温馨的画面让我看的直呆。那是父子俩，小男孩大约两三岁，坐在父亲的肩上，父亲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惦着一个袋子。这时肩上的小孩可能没有见过大山害怕的缘故伸出小手使劲儿地喊：“爸爸，拉我！”父亲正在全神贯注地往前走。孩子急了，伸出小手抓住了父亲的头发，父亲不得不腾出一只手去拉住孩子的手。孩子一下子心满意足的露出来了甜甜的笑。父亲却是一脸的紧张和小心翼翼。看到这一幕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感动涌动着，这就是一种永远割不断的的父爱。如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就是那个站在楼上看风景的人，因为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然而时间隔不断思念的弦，他在我的心目中的印象仍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久远。他是我心目中頂天立地的英雄。他是一座只可仰望的伟岸大山，这种让人敬仰的伟岸将会永远根植于我的心田。 父亲小时候由于生活条件的制约只读过一年私塾，但识了不少的字。这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以后边耕边读，没有老师只好求字典。在农忙闲暇之余读了《封神演义》、《说岳全传》、四大名著及其他的书籍。读书的过程实质上是再学习的过程。正直青年时期又处于兵荒马乱曾被居住在横水镇的日本鬼子抓去修碉堡、修工事，受尽苦难。解放后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社教工作组。由于性格耿直、为人诚实、工作认真、心胸开阔。当时地方党组织准备发展他为党员，但他认为自己不具备党员的资格，再加上他又不会巴结人，一直在这个不伦不类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位置上一干就是一辈子。虽然得不到提拔，但在老百姓的心里却打下了深深的络印，在十里八乡享有崇高的威望。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两个哥哥都因家庭贫穷，山里缺医少药，得病来不及治疗而过早夭折。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尤其是母亲。接受不了当时的现实。面对无情的打击，父亲开始学医，拜对门的大伯（老外科医生）为老师，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学医路。买来了《医宗金鉴》《尊生》等中医药学书籍，在这位大伯医生老师的指点下，每天凌晨我还在睡意朦胧中便听到父亲背“汤头歌”的声音、干完农活之余、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他的苦学读书声。父亲胆儿小，为人善良，每每看病下药总是份量轻，尽管如此也治好了不少疑难病症，他为人治病纯粹是义务治病，接受的每一位病人从治病、买药到熬药都是亲自去做，直至病人病情好转至痊愈，方长出一口气。对于这些当时我并不明白，以后渐渐明白了这是一种责任，尤其是一个做医生的责任。 大妹也不足两岁患疑难病症、来不及治疗而夭折，姐姐不满四十岁因患癌症而早走。这一连串的事实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心情可想而知。然而现实无法改变。父亲对我和妹妹宠爱有加，尤其是我。从大队或地里干活回来，一进门就喊我和妹妹，会给我们捎回山上的野果、老母猪子、螃蟹之类的。让我们开心。生活上的无微不至，但在成长习惯上从不放纵我们，我们家有一整套极严的家道和家风，稍不留意就会受到严厉的斥责。 在我们三岁之前总是三天两头患病，父母亲为我们操透了心，尤其是母亲为了我在我患病时，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急得不得了，抱上我走横水、孙都、东张庄、下槐树庄、煤窑、柳树滩寻医问药。有时深更半夜用土丹验方、祈求神灵，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熬过了多少艰难岁月，磨破了脚，操碎了心，累弯了腰。小时候，我们是那样的不懂事，调皮捣蛋玩水，爬高上低，没少给您们添麻烦，有时候甚至惹您们生了很大的气，但您们仍以博大的胸怀始终也从未有过任何不高兴，依然乐此不疲。我们成长过程的每一步都渗透着他的心血与汗水。 以后我上小学，由于贪玩，屡此欺骗您们，直到老师找上门来。从不打骂我的父亲气坏了，痛打我一顿。当时母亲心痛的不得了，也就是那一顿挨打，使我在学业上从不敢怠慢。上初中、高中，尤其是上高中，每星期伙食费一元钱，也是您们积攒了数十天的鸡蛋变卖后全部给了我，每星期下来总还剩一毛两毛钱。从家里拿面，是在星期天父母亲推磨磨出面粉让我拿走（那一年收成不好，几近绝收，每人2.3斤小麦），然后再给我蒸一笼红薯面膜和红薯，送我上学，千叮咛万嘱咐，直至我消失在路的尽头，您们才回头忙自己的活去了。父亲一生当了几乎一辈子的农村干部，要按现在的话说就这样的小干部也应该衣食无忧吧、可从我记事起，家庭生活一直十分艰难，他从未沾过集体一点光，我们的家庭一直紧巴巴的，在最困难的六十年代我们盼过年盼得要命，因为过年能吃上一个白馍，吃上一顿饱饭；盼望自己能生病，能喝上一碗白面叶。盼望能和母亲一块儿走亲戚，你能够吃上一张白饼馍、一个合泡蛋。父亲一生廉洁自律，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公公正正办事，尽职尽责工作。村里红白大事总少不了他，为别人操劳胜过自家，能捡尽力简办。谁家不睦、邻里纠纷，他都会处理的有条不紊。在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