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公司治理与薪酬差距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检验.docVIP

PAGE  PAGE 9 政府补助、公司治理与薪酬差距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检验 　　摘 要：依据2011～2013年在我国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样本，考量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有绝对权力的国有企业管理层借助政府补助谋取私利，加大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的缓解管理层借助政府补助而导致的薪酬差距扩大。关键词： 政府补助；薪酬差距；公司治理国有企业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70-05一、引 言最优薪酬契约理论认为，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选聘出管理层并为其制定薪酬，设计良好的高管薪酬契约，能将经理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股东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两大目标有效兼容，由此可能制定出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薪酬契约 [1]。该理论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的有效约束、市场的信息完全以及股东权利的有效行使。但是，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基于管理层努力的薪酬契约事实上不可行[2]，而管理层有能力运用权力寻租影响自身薪酬，以及市场难以形成有效约束[3]，都会导致现实的管理层薪酬与标准代理理论范式中理想化的情形相去甚远，从而造成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中国人思想中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分配价值观长期主导了社会的收入分配观念，因此，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公司治理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改革成果分享的认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4]。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涉及到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的研究发现，由于薪酬契约中包含了强烈的与管理层努力程度无关的“噪音”[5]，因此，具有控制权力的管理层可能利用“噪音”牟取私利，即表现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来提高管理层的薪酬，进而加大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6]。政府补助作为政府在一定时期根据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制定事项进行的一种补贴，是影响非经常性损益的一种重要外生因素。由于政府补助的监督缺乏有效信息，以及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在资金运用上的信息优势，管理层很可能凭借信息优势和控制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无法体现政府补助的真实意图[7]，因此，管理层可以通过其控制权影响自身薪酬。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仍然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仍然由政府直接任命并扮演着“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同时，政府依然依靠手中的行政权力影响着资源的再分配。政府补助作为直接或间接向企业提供的一种无偿财政转移支付，其本意是希望通过资金支持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却可能成为了管理层提高自身薪酬的工具。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通常并不一致，处于信息优势方的管理层可能不顾道德风险，做出逆向选择，甚至利用手中的控制权谋取私利[8]。而公司治理作为一种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利益相关者和谐统一的机制，是否可能有效的缓解管理层借助政府补助而导致的薪酬差距呢？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明晰我国薪酬差距的现状，解释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以及缓解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政府补助与薪酬差距各级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大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利，甚至通过直接任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来干预企业决策，使其决策更多地体现了政府意志，政府将公共治理的目标内在化于企业经营决策之中。因此，出于“父爱主义”倾向的考虑，掌握了很多重要资源的政府也会给予国有企业各种各样的帮助，而为其提供政府补助资金就是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在缺乏监督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成为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牟取私利的工具。在转型过程中，作为国有产权代理人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既不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也不是企业利益的直接受益人，再加上我国资本市场上国有控股一股独大的特殊现象，这必然导致“所有者缺位”的产权缺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政府补助记入“营业外收入”，短期内可以提高企业利润和资产，在“愤怒成本”的约束下，操纵政府补助成为管理层“伪装”薪酬业绩指标、进而获取“租金”的策略[9]。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决策权大多源于企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的放权让利，掌握企业决策权的管理层往往与作为股东的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却又可以利用手中的网络资源和权力架空国有股东的监督约束，而且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人事任免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而普通员工在薪酬谈判中处于弱势，因此，国有企业管理层凌驾于各种利益体之上，能够借助政府补助来提高薪酬。但是，薪酬“资源”是有限的，使得管理层在追求私利时无法同时满足其他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