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时空隧道下的政道.docVIP

PAGE  PAGE 5 穿梭于时空隧道下的政道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及治国能力开启了探索之旅的大门。许多学者们开始摒弃西式政体思维对于我国形式上的塑造，转而沿革着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即从政道思维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的治国理念进行了着重的探讨与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某些思维或方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取得的成功用来解决今天的疑难杂症，是否仍具有可行性呢？笔者认为，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血亲文化”将会在时代的毛毯下越裹越牢。 　　关键词：时空；政道；传统文化 　　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即使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目前党国体制下的一党专制政体仍旧沿袭了传统的专政，其实似是而非。处于改革开放边缘区的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性的认识，是因为他们用的是政体思维来看中国政治，而从古至今，我们探讨和研究的都是如何治理国家以及运用怎样的手段来达到国家的治理目的的道统理念，又或称之为政道理念。 　　一、传统的“血亲文化” 　　伊恩-莫里斯在谈及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因素一书中非常重视其地理因素，他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拥有更多更好的原材料去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而这一切都是地理因素使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孟德斯鸠也曾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及地理与气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最重要因子。他认为人类在热空气的驱使下纤维末端会松弛，长度增加，因而使其弹性和力量缩小。在这种闷热气候中，心神就会萎靡不振，器官敏锐，造成性情暴躁、消极怠惰，道德沦丧，与其用心去教育，不如被奴役，因此，这些地区更适合一人专政；相反，北方天气寒冷，民族性格温顺，更适合多人政体。 　　我们不否认从宏观角度来看，地理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并不起决定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形成各民族一切风尚的根本。连孟德斯鸠自己也承认这一切的条件到了中国则成了例外。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微观角度去考察，根深蒂固的传统“血亲文化”可能更有说服力，它是中国独有的“情结”。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存能力极为低下，为了各自的安全，人类以血缘为纽带相结合，人类社会因此形成了一个个比较稳定的部落，对于猛兽的惧怕随着人类力量的扩大逐渐消失。由于血缘的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而部落之间的战争催生了国家这一机器的产生，无可否认，家就是国家组成中的基本单位。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共同风俗与文化习性，而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文化”则是最为核心的精神体系。以这种“血亲文化”为背景也决定了各族之间的疏密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部落首领与被领导的等级格局。等级观念在中国得以形成确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思想家们的主张便是这种“（血）亲文化”或称为“家文化”的扩大，即为“家天下”。再加上民族精英群体的影响力，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为基础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促使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更加趋于系统化。到了汉朝，“独尊儒术”儒家成为统领思想下家文化得到了长期的稳固，“三纲五常”更是成为君王将臣民束缚在自给自足的以家为单位的封闭生活体系中，即使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也能够驱使人们“老祖宗的模式去办”。中国古代的道统理念以中国人固有的“情节”为基础，使得君王懂得治理国家与人民之道。几千年后，虽然在许多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无不深受西方观点的影响，但在家庭方面，仍能够投射出我们独有的中华文化的印记。 　　鉴于此，中国的政治体制要重视这种历史传统的“家文化”。首先，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自律作用。根据实际的需要，利用各种人力和组织资源，培养人们自助与互助的精神，增强社会的整合功能。其次，通过基层调研，努力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思路，找寻新办法；重视对基层居民的教育，不断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风尚；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确保地方居民能准确理解中央政策的精神；提高基层自治能力，使政府的社会职能不断向社会回归，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历史任务。 　　二、德治还是法治 　　同样是“家本位”思想，何以西方成就了民主与法治，而东方中国却造就了专制呢？ 　　西方认为家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在社会公约的影响下，人们相信天赋人权。为防止人们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决定服从自己的意志，作出了带有普遍性的规定，他们称之为法律。孟德斯鸠对“法”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 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上册，第1编，第1章，第1节，第9页）。用法律来限制专断而达到善治的法治文化因此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土壤下。 　　的确，在西方的政体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