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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论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障碍 　　摘要：我国破产法将企业法人以外的经济主体排除在破产制度之外，适用的主体范围很窄。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我国至今仍然未能推出个人破产制度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和道德风险。因此，顺应时代需要，必须破除二元经济体制障碍、建立个人信用管理监督系统和规避道德风险以建构我国个人破产制度，使其尽早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个人破产；破产制度；破产免责 　　中图分类号：D922.291.92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我国《破产法》第2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的规定得知，该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以外的经济主体在不幸遭遇破产之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救济和重生则没有统一规定。 　　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使得许多相关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国的破产法也因此被称为半部《破产法》。2008年的汶川地震引发了灾区人民大规模的事实上的破产，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临时政策，却不得不让我们正视现有法律框架下的个人破产救济的捉襟见肘。 　　一、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主要障碍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尽管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目前乃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并且是一个城乡经济生活分割，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权利与义务十分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赋予自然人破产能力，必须要全面考虑其在农村实行时的特殊困难。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依法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农民而言，土地除了经济发展职能这一基础性价值以外，还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如果在其破产时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破产财产的范围，无疑是剥夺其生存权与保障权，也将失去其重新再起的基础。[ ]但若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列为“自有财产”，不能用于破产债务清偿，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实质上破产财产是非常有限的，个人破产制度的功能在以农民作为债务人的破产案件中，几乎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2.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我国固有法文化中，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甚少有宽容、拯救或重生的因素出现。破产法在美国的崛起离不开美国信贷消费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由美元统治的社会里，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个非常宽恕的个人破产制度来保持高消费。这样的法文化由来已久，宽恕的法文化朝着向救济债务人的方向发展，并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对债务人的救济到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过程。[ ]反观我国，要让我国公民从严厉的“欠债还钱”、“父债子偿”的法文化转而接受“欠债不还”的经济思维，对于债权人甚至是债务人都是无法释怀的。尤其是在个人破产问题上，不同于法人破产所面临的情况，往往夹杂着太多人文的、情感的因素，这并非是单纯通过法律条文能够解决的。 　　3.道德风险 　　虚假破产、恶意逃避债务等行为几乎是与破产法的诞生与发展相伴相生的。美国破产法律史上废止的多部破产法都与破产程序被滥用进而经济秩序被破坏的现象有关。许多学者虽然赞同个人破产制度的种种好处，但总是基于预防和监督破产制度被滥用的配套制度尚不完善，个人财产申报系统和征信系统的普及程度太低等原因，认为现阶段我国将个人破产提上日程为时尚早，唯恐过早的放开这个口子反而会让根本不需要“救济”的债务人有机可乘，扰乱市场秩序，适得其反。 　　二、破除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构建障碍的策略 　　1. 破除二元经济体制障碍 　　二元经济体制是我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在此问题上没有国际先例可以遵循，只能靠我们自己探索。那么农民是否真的要么陷入“无产可破”的困境，要么破产之后再无生活来源呢？ 　　首先，必须清楚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农民人均收入包括四个层面：（1）工资性收入；（2）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3）财产性收入；（4）转移性财产收入。[ ]由此可见，即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能纳入破产财产的范围，破产的农民也未必“无产可破”。在实践中，能够参与破产程序的农民债务人必然是参与到市场经济当中去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农民的身份。 　　其次，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对农民来说的确举足轻重，但这不能成为其必须作为自有财产的充分理由。[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属于可以转让牟利的财产性权利。那么既然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被转让却无人质疑它的社会保障功能的丧失，那么在破产程序中，它就没有理由又因为重新肩负起社会保障功能而不能成为破产财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农民而言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农民的惟一收入来源。农民虽然在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