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出来的新闻理论.docVIP

PAGE  PAGE 7 “讲”出来的新闻理论 　　理论通常都是写出来的，新闻理论当然也是写出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新闻理论教材，给人留下了“写得不好看”的印象。陈力丹教授的新著《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则是“讲”出来的，录音整理，结构上跳出了原有新闻理论教材的套路，讲得让人入境，所以值得一看，而且确实能让人读下去。这是一本致力于应用却又超出应用目的的理论著述。 　　 　　明辨：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厘清 　　 　　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学关键词存在着“政治与学术的二元对应”的现象，①如果对此不加以分辨，很容易用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导致概念的混乱。该书第一讲引出“新闻”概念的时候，首先指出：常用的“新闻宣传”“新闻舆论”是政治话语。然后分别对新闻与宣传、新闻与舆论进行辨别，一开始就厘清了新闻概念的学术内涵。 　　对于概念的不同应用范畴，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含义加以区分，也是该书关注的问题，因为理论必须首先得在概念上明晰。例如“有闻必录”与新闻的客观性完全不是一回事；民主与自由、法制与法治，所指均有很大的差别，不能乱用。“新闻民主”之类，更是说不通的概念。纠正那些在新闻理论中随意使用、似是而非，甚至作者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习惯用词，实际上是在澄清新闻理论的基本认识问题。 　　通过讲述理论或概念的来龙去脉来辨别理论和概念，是该书一个明显特点。例如东、西方“新闻”概念的流变史，客观性理念的形成史、人类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宣传和舆论概念的演变史，中国新闻立法的进程，等等。以“新闻客观性原则”来说，作者讲述了其产生于19世纪的三方面背景：“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的转变”、“哲学认识论关于事物可知的信念得到确认”、“传播科技的发展（例如照相术、电影、电视的出现）支持着客观性理念”。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新闻客观性理念为什么会在不断遭到质疑中不断“复活”，便得到有力的解释。 　　作者还以史的完整性，提醒人们注意对新闻传播人物或事件的全面认识。例如德国法西斯纪录片的女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虽然把她的宣传行为作为证明目的不当、方法精致也惘然的实例，但仍提及她的另一面：“二战后瑞芬斯塔尔受到审判，之后就隐名埋姓仍然从事摄制工作，一直很努力，晚年在非洲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我看到过其他新闻理论著述引证恩格斯关于传媒党派属性的那段语录，即“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然而，这段话其实是断章取义。该书把这段话完整地予以展示，在上述这句话后面，恩格斯写道：“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作者说明，恩格斯叙说的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即欧洲主要国家从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时期转变过程中新闻自由的表现形式。以往的片面引证，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对列宁关于报纸是某种“工具”和“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表述，该书也进行了类似的辨别。就“工具说”作者指出，“这些说法是列宁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时候说的”，列宁改正错误之后，没有再说过类似的话。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作者指出，这是列宁特指《火星报》。在党中央被沙皇警察破获以后，该报编辑部实际上担当起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职能，“这是一种独特情况，不能扩展到党中央机构健全下的党报，更不能扩展到一般的报纸。” 　　作者借助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功底，使人们对一些误解的引证得到澄清和纠正。他提醒大家：“要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不能够僵化地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即便是经典言论，如果脱离具体的语境，也可能变成谬误。 　　 　　致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作者曾撰文指出：“现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业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要求新闻理论给予新闻工作以新的解释和指导，而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显在的问题。”②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再次强调：“新闻理论是一种应用性理论，作为教材，不能像哲学那样钻进去出不来。”因此，该书从表达到材料的选择，再到具体可操作性方法的提出，都基于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业的实际，服务于新闻专业学生和新闻从业人员的需要。 　　首先，该书语言简洁，没有空话套话，很实在。例如谈到新闻不可能完全真实、与事实有一定距离时，作者这样说：“新闻是对事实的叙述，理论上讲，你的叙述与事实是否相符，事实是检验新闻真实的标尺。但是，毕竟新闻只是关于事实的叙述，不是事实本身，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果这个距离适当，大家都会认为你的新闻报道是真实的，不会苛求。具体的事实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而你在报道的时候，文字篇幅、时间都是有限的，说得差不多，大家就会认为你的报道是真实的。”虽然语言浅显，但直指新闻真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