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轻法”：法制新闻的价值迷失.docVIP

PAGE  PAGE 9 “重情轻法”：法制新闻的价值迷失 　　摘要：“重情轻法”是法制新闻报道中“情与法失衡”的重要表现，其背后受文化传统、从业人员素质、市场诱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结果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的负面影响：损害法制权威，影响公众法制意识的建立，瓦解公众对正义的信念，降低人们的安全感，引发社会矛盾等。做好法制新闻报道，要坚持法制本位原则、全面观照原则、深度解读原则。 　　关键词：法制新闻 情与法 失衡 　　法制新闻报道常常会遇到“两难选择”的矛盾，“情与法”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所谓“情”是指常情，是人们通过直接感受对事物做出的倾向性选择；“法”即法律制度。“情与法”的冲突就是新闻当事人所作所为被公众认为合乎情理却为法律所不容的现象。法制新闻在报道这类事件时，兼顾人文关怀的同时，要在法治思维引导下，赋予新闻“法制首位”的思想，突出法治精神。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体对待这类新闻总是做出“顺从民意”的选择，使法制新闻报道出现“重情轻法”的价值判断，即面对“恶人”做“善事”或者“善人”做“恶事”的新闻事实，新闻总是刻意放大当事者的“善举”，忽略不提“恶”所应承受的法律责任，这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媒体的这种做法对公众的法制认知会产生负面影响，危害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推进。抑制法制新闻“重情轻法”的报道方式，实现法制新闻“情与法”的平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法制新闻“重情轻法”的主要表现 　　在报道“情与法”冲突的新闻事件中，法制新闻既要照顾民意，对“善人善事”给予肯定，又要强调法制的威严，在“情与法”中间找到平衡点。然而现实中，媒体对待这类新闻时总是顾此失彼，“重情轻法”现象非常普遍。 　　一、突出故事性，忽略法治性。由于媒体追求吸引眼球的特点，在处理“情与法”对抗事件时，常常不自觉地向“情”倾斜，出现“煽情”倾斜，突出新闻的故事性、可读性，而“法治”观念在此时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形成“见事不见法”的局面。比如，媒体在叙述完湛江劫匪从抢夺女生??物到主动退还这一波三折的故事后，新闻戛然而止，只字未提抢劫行为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媒体在报道小偷勇救落水儿童事件后，又了解到小偷对吸毒和盗窃成瘾的事实。面对记者弃恶从善的规劝，小偷表达了“迷途不返”的决心，整篇报道对两个见义勇为的惯偷涉嫌所犯罪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闭口不谈。“法”的缺位使法制新闻失去了应有的灵魂，也丧失了新闻应有的品格。 　　二、强化“正面形象”，忽略违法犯罪事实。对于违法犯罪新闻，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而“坏人”做好事却具有天然的新闻性。为了突出事件的“反常性”，媒体不自觉地把负面人物的“善举”行为加以强调，全力塑造“负面人物”的“正面形象”，两者反差愈大，新闻性就愈突出。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负面人物”的“负面行为”可能被有意忽略。譬如，郑州那两个救落水女童的小偷，媒介形象就很丰满高大：在小女孩落水后多人围观情况下，“旱鸭子”赵某跳入深水中，“在水中呛了几口水”后挣扎着救人上岸；小偷在躲避记者几天后受访时表示：“我们有最起码的良知……不用再提这件事了。”提到为救人“手机摔坏了觉得值不值时”，赵某说：“一部手机怎么能和一条命相比呢？再遇到这种事我还得救。”小偷爆出他们盗窃的一些“规矩”：不偷看病人的救命钱。①通过这些事实，一个危急时刻置生死于度外、谦逊低调，具有高尚人文情怀和坚定的道德信念的“英雄形象”树立在受众面前。而对于这两个小偷的盗窃的“丰功伟绩”以及吸毒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这篇新闻没有提及，也没有后续报道。 　　三、对违法犯罪分子关注多，对受害人同情不足。在媒体有意突出违法犯罪人员“善良品格”的新闻报道中，媒体经常有这样的倾向：以违法犯罪人员的活动为焦点，对受害人的损失和痛苦忽略不计。这当然是为新闻的“卖点”考虑，违法犯罪分子作案手法具有神秘性，作案后果具有严重性――伤人或死人，信息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坏人”做“好事”具有很强的人情味，这都是吸引受众的有效因素。记者找到要采访的当事人，倾听这些神秘人物的“心声”，能满足受众的好奇心，而受害方的痛苦往往被媒体忽略。早前媒体报道甘肃民工王斌余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的新闻。该新闻对王斌余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孝敬父母、爱护兄弟的优良品质给予充分展现，对他被逼行凶的行为给予深深同情。而对被害人家庭引发的悲痛却没有媒体关注。②2013年，全国媒体对河南丁金华杀死5人伤3人的“7?25连环命案”的报道也是这样。事实上，无论违法犯罪的理由有多么充分，都会给受害方带来灾难，忽略这方面的灾难就违背了“公平报道”的原则。 　　“重情轻法”背后的深层原因 　　“情与法”冲突性新闻不是新事物，但出现泛滥倾向是近些年的事。一方面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技术的发达，媒体采集新闻的触角能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