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写作札记.docVIP

PAGE  PAGE 7 《风和日丽》写作札记 　　角 度 　　 　　终于敲定了《风和日丽》的写作角度。小说从原来以母亲为中心转移到以杨小翼为中心。杨小翼将是这部小说的视角。这是一个很小的角度,但我希望写出诗史的气息,希望这部以杨小翼为主角的个人史时刻联系共和国的大历史。我把这句话写在了画板上,时时提醒自己。 　　 　　这是有可能的。杨小翼是一个革命的私生子,在某种程度上私生子这样的身份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它虽然在革命之外,但有可能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带,刺探出革命的真相。 　　 　　写作是宁静的工作 　　 　　因为《风和日丽》的写作,日子变得简单而宁静。对我来说,写作带来的绵长的充实感是任何工作都无法获得的。 　　 　　是,我喜欢呆在屋子里。是,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他们现在还是孩子,马上要谈恋爱了。是,他们将伴我一年或更长。是,他们有的生活得好,但多半命运多舛。是,这是我的游戏,我在黑暗中,和他们玩。 　　 　　想起一部书 　　 　　想起《静静的顿河》。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充满了土地的气息。它是如此辽阔,如此充满了活力,就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依旧可以见出人的伟大。它在处理革命时,是那么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本身。我惊叹于斯大林时期居然可以诞生这样的作品,他竟然把一个手上沾满了红军鲜血的人塑造成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英雄。同时,他也不丑化革命,而是写出历史深处的那种真实,写出革命的洪流下的个人行为。 　　 　　革命作为主导中国20世纪最为关键的一种思潮,它的影响今天依旧复杂幽深地隐藏在我们的血液里,作用在我们生命的深处,联系着我们的情感反应。在革命被“告别”后,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理性全然不是合一的。我记得美国人占领巴格达时,我百味杂陈,一方面理性告诉我,萨达姆命该如此;另一方面我的情感却是无比复杂,很难用高兴或悲伤来形容。这种复杂性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它连结着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能重新出生一次,变得像一个婴儿。革命曾经是我们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革命的遗孤。 　　 　　要写出革命语境中这种人的复杂性,写出革命对人性的塑造――这塑造有好有坏,有信仰带来的幸福感也有人性的压抑。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作家要做的工作不是为历史注释,它不追求“历史正确”,也不追求“政治正确”,作家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因此,惟有关心在历史洪流中的人性的处境才是作家的职责。 　　 　　公允地面对世界 　　 　　哈金的《等待》无疑是一部批判体制戕害人性的小说,但哈金非常公正地对待体制,他写出了体制专制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体制仁慈的一面――最后,是体制把男主人公远在乡下的老婆和孩子接到城里来,成了受公家照顾的人。 　　 　　某种意义上,哈金写的是关于“阉割”的故事,他让那对恋人在18年中没有性生活。所有的细节都是在日常的经验上展开,这对恋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倍受煎熬,他们的情感因时光流逝而慢慢变质、扭曲。 　　 　　如果这个故事让一个国内作家来写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一定不会这么公允,一定会呈现如下两种情形:一种把这对男女的爱情崇高化、悲剧化,从而达到批判体制的目的;另一种会迅速地极端化、寓言化。国内许多作家没有耐心描述18年中一对正常的男女不发生性关系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手里,也许在这个关于“阉割”的故事中,主人公真的会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阉割”这一行为是多么有解读的可能性啊,“文革”中人性不是很压抑吗?不是连思想也被阉割了吗?这正对批评家们的胃口。 　　 　　“先锋”以来,中国小说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总是有一个概念放在那儿,往往用极端偏激的方式处理。这种方式迅速地掠过小说需要的物质层面,抵达某个形而上的目标,很少关心日常的贴着大地的人类活动。这种处理让人物成为某个概念的符号,使人成为非人。 　　 　　我们曾经把革命崇高化,后来把革命简单化、妖魔化。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坏蛋,也依旧需要怀着对生命的敬意来书写。必须尊重你笔下的每一个人,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 　　 　　长篇小说的基本价值元素 　　 　　考察《红与黑》的经典化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红与黑》刚出来的时候,整个法国几乎没有人认为它是好小说,许多人认为这部小说做作、平庸,充满了胡言乱语。司汤达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自己跳出来替《红与黑》说话,当然,他是化名表扬自己的,他夸自己的作品写出了“人类心灵的本质”。可是整个法国依旧对这部作品保持沉默。那是19世纪30年代,司汤达非常激愤,恨恨地说,他的作品是给20世纪的人看的。 　　 　　后来,这部小说的经典性显露出来,小说的命运几乎印证了司汤达自己的预言。 　　 　　《红与黑》确有值得病诟之处,在一些地方,叙述显得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