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环境”的负面功能.docVIP

PAGE  PAGE 12 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环境”的负面功能 　　一、“媒介环境”的生成 　　 　　“媒介环境”,也称“拟态环境”、“虚拟环境”、“信息环境”,是处于人与现实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物”,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人类时刻处于信息传播的环境之中,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信息传播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没有信息传播活动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人类的信息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情形。人类的传播水平决定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发展是人类传播能力发展变化的直接表现,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类传播的方式和结构,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传播媒介的制约,人们的交往范围和规模十分有限,人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以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获取的“第一手的直接信息”为基础,人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简约而单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世界面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随着资本的输出,国际贸易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市场,人类的视野迅速扩大,所处的环境日益广阔而且复杂,交往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显然,这一广阔、复杂的客观环境,已远远超出人类自然感知的范围,单凭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已远不能达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人类呼唤着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的出现。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范围。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面对面的交谈是五官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同时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媒介不断发展,人的五官也得以不断延伸和扩展,“千里眼”、“顺风耳”已成为不足为奇的传播现实。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大众传播是通过媒介组织向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大规模地传播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运用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传播符号,诸如语言、文字、音乐、音响、图片、影像等,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讯息向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受系统内部组织机构、运行规律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都纳入自己的传播范围,对客观世界作“全息”式地反映,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传播,有选择必然有倾向;即使对选择来的事实,传播者也不可能是纯机械式的反映,不可能是“镜映”,而是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渗透着自己的主观倾向。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环境并不等同于客观的“现实环境”,而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媒介环境”,或称之为“虚拟环境”、“拟态环境”、“信息环境”。同时,客观世界十分广阔,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人们无法逐一了解、感知或亲身体验,必须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这样,在大众传播时代,人类与客观环境之间不再是直接的认知关系,而是插入了大众传播媒介这样一个“中介物”,单凭自然感知获取“第一手直接信息”来认知世界、协调环境已不可能,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媒介环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 　　 　　最早对“媒介环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1920年代初,李普曼与同事一同研究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有关苏维埃的报道。在当时的美国,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国际事物方面最权威、最可信的文章。但是,李普曼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有关俄国情况不是实际所发生的新闻,而是人们期望看到的新闻。”#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苏维埃的报道,并不是苏维埃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是有选择、有偏见甚至是道听途说的歪曲性报道。基于这一研究,李普曼于1922年撰写出版了后来被誉为舆论学开山之作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身外世界”的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脑海图景”中的虚拟环境。现实环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虚拟环境则是渗透了人的意识,被人所体验过的主观世界。李普曼认为,我们的“身外世界”,即现实环境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