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东莞样本.docVIP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根据这一梯次顺序，当一个社会人衣食无忧，可以保有当前生活境况不被威胁，并且有了相对成熟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之后，就会来到第四个层次—他需要以确立自身社会地位的形式受到尊重。 　　一个城市也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各城市经济地位上此消彼长，推动着城市主政者为所在城市积极谋求匹配其经济地位的文化地位，这就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文化造城”现象。 　　长期在“经济巨人”与“文化沙漠”之间严重失衡的东莞，特别具有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标本意义。 　　 　　反思“文化沙漠”话语 　　多年来东莞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集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国际上产业梯度转移，一批制造业资本迫切寻找成本洼地；国内实行改革开放、鼓励创新尝试、解除地域束缚释放了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东莞的地理位置和海外亲缘优势让前面两个因素顺利对接。 　　除了以上三点，更有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务实、包容的社会性格让东莞人能够充分从功利主义角度去接受外来者和传统上不熟悉的新生事物。 　　在东莞，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东莞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尽管普通话很蹩脚，但从来不排斥也不怯懦于用普通话与外来者交流。举目国内，一个方言地区对待普通话的态度，以及普通话的使用率，往往与其经济发展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务实、包容是东莞发展启动和加速的文化因素，而且是一种很积极的文化。因为，这一文化特性很好地顺应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社会趋势：工业化时代，中国社会人口迅速从原来固定在狭小地域上的初级生活圈，到被按功能打散，重新进行正规化组织。 　　在工业化过程中，东莞又建立了有个性的制度文明和工业文明，其开创性、灵活性与对标准化的重视，都可谓常开全国先河。俯拾一例，我们早已熟悉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交通基建模式，最早就是由东莞的“高埗大桥”开创，是周边百姓的集体智慧结晶。 　　由此可见，东莞社会文化的典型优势是实用性，而其最大的弱点则是不可具象化、不具有可贩卖性。因其实用性，就会被其他地方迅速借鉴和移植，从而模糊首创者的角色。 　　这造成了一个怪圈：这座城市的经济越发展，工业文明越发达，越被借鉴和效仿，其文化特色就越是湮没无闻，在舆论中越是陷入“沙漠化”。 　　加于东莞的“文化沙漠”的指责，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从未停止过。更早以前，这一称号被用于香港、上海、深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非常发达，但历史上一直处于文化边缘地带。 　　“文化沙漠”，显然是广义上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心理产物。 　　 　　“我是谁”的焦虑 　　工业文明的发展，会从社会结构入手解体原有的社会文化，贬低不符合工业文明发展需要的原有社会文化的价值，造成社会转型期内的价值虚无。具体到社会个体，价值虚无感会让一些有潜力的人才悄然离开一座城市。 　　自身的价值虚无感，是外界指责能够在心理上起作用的内因。指责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而是成了一种倒逼力量，逼迫受指责者努力进行自我认同的重建。 　　对于东莞而言，价值重建的开端是城市建设。2001年5月，主政者提出“五年见新城”规划，这是从具象化、可贩卖的角度，搭建城市文化的门面。纳入这一规划的基础设施，有从广深高速进入东莞的主干道东莞大道，还有大道尽头巨大的城市广场，以及分布于广场各个角落的一批气势恢宏的现代建筑，其中主要是公共文化设施：新市政府大楼、玉兰大剧院、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群众艺术馆、青少年活动中心…… 　　这些设施一共投资约600亿元，5年完成。为此，东莞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城建工程管理局。其规模、速度，以及体制配合，体现着一种迫切感。 　　而迫切感是由一种集体心理焦虑所驱使，这种集体心理焦虑可以借用苏格拉底的提问来表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一位1990年代主政东莞的退休官员与《南风窗》记者交流时谈及，在进入新世纪以前东莞很少将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因为我们认为用在经济建设上会更有效率，更符合群众利益。” 　　进入21世纪以后，东莞显然已经无法在城市文化形象上继续淡定下去。在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同时，2004年还提出打造“博物馆之城”的计划。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东莞建成31座官办、民办博物馆，去年又计划在2016年以前再建成20座。这些博物馆主要以遗址、老物件、传统生活、现代生活、产业、科技发展史、城市特色等为内容。 　　东莞这种作为和方式，与文化中心主义者进行了思维并轨，等于承认了指责者的逻辑合理性。即，回答“我是谁”，先回答“我有什么”，把一些具象的、可贩卖的文化符号搬出来作为争取文化话语权的底气，而这些文化符号，被简化为物质建设。 　　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困惑。 　　 　　“穿拖鞋”看戏的反思 　　新的烦恼在于，物质载体的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