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时代性、“陌生化”与多向性――评杨志学《诗歌：研究与品鉴》.docVIP

PAGE  PAGE 4 批评的时代性、“陌生化”与多向性――评杨志学《诗歌：研究与品鉴》 　　打开杨志学的《诗歌：研究与品鉴》这部诗歌理论著作，其开篇文章《从传播学角度看诗歌》，仅从其标题看便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批评的时代性”之感。书中关于“诗歌传播”的系列文章，无疑构成了杨志学进行“时代性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同时，它也在具体的结构安排中成为书中颇值得关注的部分。如果把诗歌看作一种多维联动的“文学活动”，它至少包含“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要素，那么，从传播的角度看待诗歌，其实质是通过“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方式，将上述四要素进行互动的一个“关节点”。作者写道：“诗之为诗，以传播为前提，也以传播为旨归。诗歌起于传播，也终于传播……传播是诗的生命，也是诗的文化属性。传播是诗的动力，也是诗的存在形态和展开形态。”以传播的方式研究诗歌，在批评中体现时代性和科学性的视角，很容易在诗歌的终极环节中释放出诗歌研究的本质意义。论者对诗歌的传播式阅读与品鉴的钟情，已成为书中不时闪现的理论锋芒。对于网络时代的诗歌而言，传播已经在不断技术化的前提下超越了以往纸面和口耳相传的方式。由此进一步引申，著作中的《论诗歌传播的特质》《论诗歌传播的类型》《从郭小川到韩东：诗歌传播理念的变迁》以及《对话：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等文章，无不从“诗歌传播”的互动视角生动地阐释了诗歌接受的历史化过程。 　　在引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言论的同时，杨志学以“诗的艺术就是陌生化的艺术”的论断，体现了对诗歌艺术以及诗歌批评的整体性认知。不难看出，著者批评中的陌生化美学追求，与其“从传播学角度看诗歌”，均在较大程度上构成了《诗歌：研究与品鉴》这部著作的理论支点与视点。而论者更为具体、细致的评说，则以“多向互动”的方式展开。 　　在《诗歌鉴赏中的文体不辨之误》一文中，作者指出：“所谓文体不辨之误，指的是在阅读鉴赏活动中，没有区别出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一种文体的??征和标准去打量另一种文体的作品”；而在《诗歌的限制性与屠岸的“十四行”写作》中，作者又有“每一种艺术，都有其形式的属性或限制性。诗歌就像绘画、戏剧一样，是一种具有明确的限制性的艺术。诗的限制性是来自诗的基本规范的要求”的论述。可见，对于诗歌批评鉴赏的“限制”与“极限”，杨志学是深知其中三昧的。为此，他总是期待或曰坚守诗歌批评鉴赏的“间离之道”――“说到底，诗歌是对现实的疏隔和陌生化处理。必须寻找恰当的距离，展开诗思的翅膀和审美的观照。诗歌的姿势、张力、新奇感、神秘感、现代感等等，均由此产生。”著者以此展开自己的批评空间，而诗歌的“间离之道”本身就体现为因地制宜之后的“审美观”，如“陌生化”的审美趣味等等。 　　由“审美的观照”角度，进入诗歌的品评、鉴赏层次，杨志学在品评一首名作的结尾时，发掘其“奇妙的意象组合”；而从台湾诗人非马《鸟笼》的形式中，他又读出了“解放鸟笼”的意义。这种关于文本形式及其意味的判断，都建立在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难以言尽的”和“陌生化效应”的前提之上。以此综观该书“第三编?诗作赏评”部分，我们领略了作者在其审美观作用下的个性化操作。他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拆解”了诸多名篇佳作，如书中的《悬崖边的爱情》《韩东是个好厨师》《为自己的心灵歌唱》等文，均体现了著者的趣味。而在《〈诗经?东山〉试析》《秦罗敷：汉代那最美的女子》《〈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唐诗五首品读》以及《普希金与中国诗人》等个案研讨中，作者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种“跨文化的视野”。 　　顾名思义，这部《诗歌：研究与品鉴》包含着两个主要部分。即使作者出于分类的需要，将专著分为“诗学涉笔”、“诗界人物”、“诗作赏评”三编，但显而易见，前两部分容易被划入“研究”的范畴，而第三部分更易被理解为细读与品鉴。按照“结集”的常见形式，《诗歌：研究与品鉴》同样是一个经年累积的过程。这种跨度较大的文章集合，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研究中的开阔视野，以及批评的个性和目的性。 　　从文艺美学到现当代诗歌研究，无疑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深入过程。这一点，体现在作者身上，总难免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美的意识”和“美的追求”。书中《李白的诗美观》《牛汉：崇高诗美的创造者》《秦罗敷：汉代那最美的女子》等，单纯从文章题目就能感受和体味到“美的呈现”。而在具体的品鉴中，我们进一步领略到论者学养的深厚。不但如此，从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美学相交叉的角度评判“新诗的美学”，也确然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至少，这可以使一位评论家的学养和底蕴自然而然地得以显现。 　　我还要从诗歌批评的延续角度，来看待杨志学的这部著作。从涉足新诗批评与鉴赏的时间看待这种“延续”，杨志学新诗批评实践的起步，比我想像中的又要早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