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庆士子文化.docVIP

PAGE  PAGE 6 清代安庆士子文化 　　中国自古就有士。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士人之名已见于文献，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等级，士的身份是贵族。从内涵上考察，中国古代的士子属于士大夫，主要包涵以下两个内容：第一，指居官和有职位的人。《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第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意思，±大夫指的是文人。清代安庆府隶属于安徽省安庐道，“领怀宁、桐城、潜山、望江、宿松六县”。其士子文化不仅是古代官员、政治文化，而且还包括在安庆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上所体现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地域文化，形成比较突出且具有家族特色的士子文化。其中仕官政绩作为安庆士子文化的核心内容，安庆仕官最多的桐城张氏家族事迹尤为突出。 　　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张英于康熙六年(1667)中进士后，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与高士奇等人人值南书房。张英为人小心谨慎，深得康熙皇帝宠幸，累迁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主要职责是充当康熙的秘书和顾问，“立朝数十年，未尝一日去上(康熙)左右，一时典诰之文，多出其手”。康熙帝说：“张英老成敬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风。”根据姚元之说，张英在自己的书房里悬挂一幅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 　　关心民众疾苦，勤于地方政事。张英六世孙张聪贤，嘉庆进±，道光时任陕西长安县知县，历官至潼关厅抚民同知。张聪贤“性朴素，裘马不饰，居官十余年来，未演剧饮宴，唯以振起士气民风，兴利除害为己任”。他在长安知县任上最久，尤多善政。张聪贤因当地百姓不识诗书，创办义学二十馀所，以发展地方教育。长安县境内苍龙河淤塞，造成县内34社、2万亩民田受害，邻县也失去灌溉之利，以至打起官司。张聪贤亲自勘测河道，劝沿河各村分段挖掘筑堤，又捐出自己的俸禄，雇远近河岸农民前来施工。为了确保河道的安全，他下令每年三月十日清淤一次，并在岸上栽种树木，“居民至今设位瞻拜，名其河为张公河”。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张廷玉身为大学士，虽然很难做到不收礼，但注意掌握分寸，“凡馈礼值百金，辙峻却之。生平无声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无所营。”有一次张廷玉奉命参加会试，同考官暗示要向他行贿，他因此作《闱中对月》诗，诗中有“帘前月色明如昼，莫做人间暮夜看”，以表明自己的心声，试图行贿者看到他的诗句，“惭而退”。张廷玉任吏部侍郎时，“知有吏张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为张老虎”。张廷玉下令严惩酷吏张某，时朝中要人纷纷为张某说情，但张廷玉不为所动，终于将张某绳之以法，并因此而获得“伏虎侍郎”的称号。 　　清代安庆士子政绩卓越，为君图社稷、为民思安定，清正廉明，尤以桐城张氏家族为代表，其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功不可没。而促成清代安庆地区士子文化的形成、兴盛的原因很多，可能地域接近徽州文化区，受微学文化成就影响，但主要原因乃是移民的迁入、家族势力的推动以及清代重视科举的作用。 　　移民对安庆士子文化的产生起过不可抹杀的作用。从元至正(1341―1370年)至明初永乐(1403―1424年)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或避战乱，或由明政府组织，开始了一场洪武大迁移。其中一部分迁往安庆，进一步挖掘发现，这些来自江西和徽州的移民，原籍是婺源和都阳湖的又占很大一部分，如桐城方氏、枞阳何氏祖籍都在婺源，怀宁邓氏祖籍鄱阳，现代如太湖朱湘祖籍婺源，宿松叶尚志祖籍婺源，桐城高林汪氏家谱祖籍也在婺源。在元末明初的近百年间，迁往安庆府的移民总数约为32.6万人，占同期安庆府人口总数近八成。 　　移民对安庆士子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如方维仪(1585―1668年)，方以智(1611―1671年)等。到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如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尽管其中的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外来移民造成的。 　　进入清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安庆士子文化的涌现与其密切相关。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按当时隶属安徽辖区范围作不太精确的统计，在201科进士考试中该省共1130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大抵仅次于江苏、浙江，足见安徽人文与科举文化及明王朝政治嵌入之深。安徽文化的重镇主要分布在两地：一是以歙县为中心的包括休宁、泾县等地的皖南地区；二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延及怀宁、太湖、宿松等邑的安庆府。以桐城张氏家族为例，它是中国历史上一门进士最多的家族，张氏家族张英在康熙六年中进士以后，又有四个儿子、四个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