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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与地名——从《夏鼐日记》谈起 ? 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2日/第007版 文物考古周刊 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与地名 ——从《夏鼐日记》谈起 常州博物馆 肖宇 《夏鼐日记》的整理与刊布，再现了夏鼐50余年的人生履迹，使中国考古学史的解读多了一重亲历者的视角，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史的些许枝蔓变得清晰起来。本文以《夏鼐日记》中关于北阴阳营遗址的记载为线索，考证民国时期北阴阳营遗址的首次发现与地名源流。 《夏鼐日记》1947年3月29日内容摘录如下：“下午只身赴阴阳营金陵农校（按：阴阳营应改为鹰扬营，有康熙三十七年鹰扬营庙碑为证）。前年在甘肃时吴良才君曾见告，谓其地有史前文化堆积，果然堆积层很厚，出土红陶及灰陶，又绳纹及印纹陶多种，惟未见石器。” 南京博物院编著的《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关于遗址的发现有另一番记述，“北阴阳营遗址是1954年9月某基建工程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当时，遗址内的部分文化遗物暴露出来，我院闻讯后即派人前往现场，确认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当时，尹焕章曾在《南博旬刊》（《东南文化》前身）上发表《南京市城内北阴阳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详细说明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过程，而北阴阳营遗址的早期发掘情况可参见《尹焕章文集?考古日记卷》和《赵青芳文集?考古日记卷》，此不赘述。 由此可见，北阴阳营遗址的首次发现是在民国年间，由吴良才发现并告知夏鼐，建国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再次发现，则是该遗址正式发掘的缘起。那么，吴良才是何许人也？与夏鼐过从如何？何以率先揭橥北阴阳营遗址？ 吴良才是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博士的堂弟，供职于中国银行，或许是受兄长吴金鼎的影响，对考古学兴趣颇深，时常利用工作差旅之便寻访各类古迹，堪为“业余考古学家”。1938年，吴良才在关中渭水流域调查，发现古遗址十余处，并撰写考古调查报告《陕西扶风绛帐镇姜村武功永安镇圪塔庙史前的遗存》（载《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15卷甲种，1945年），苏秉琦所著《瓦鬲的研究》对此有所论及。1945年，北平琉璃河水泥厂欲恢复生产，吴良才被派往商洽贷款事宜，在琉璃河水泥厂附近发现古文化堆积，并采集了一大包陶片，后送交北平研究院，使琉璃河遗址首度进入考古界的视野。殷玮璋在“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发言中，对此事有所披露，《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亦承此说。 1944至1945年间，夏鼐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兰州数次勾留，适值吴良才任职中国银行兰州分行。最初二人不约而同在兰州附近分别调查史前遗存，熟识后便结伴开展调查工作，于青岗岔、中山林和高坪等地发现数处遗址，建国后夏鼐与吴良才联名刊发《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载《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吴良才时常襄助，并将部分私人收藏的陶器与石器标本赠予考察团。考察经费往来多由吴良才经手，受夏鼐之托，吴良才接洽雇车运送临洮出土文物。从《夏鼐日记》所记内容来看，夏鼐与吴良才私交甚好，1945年端午夏鼐受邀在吴良才家中过节，夏鼐离开兰州时，吴良才携夫人与子女为之送行。 正是在1945年兰州考古调查中，吴良才告知夏鼐南京阴阳营存在史前遗存一事。吴良才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求学于金陵大学农学院，而金陵大学坐落于南京阴阳营，遗址又恰在金陵大学宿舍附近，据此推知吴良才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发现了阴阳营古遗存。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四川李庄迁至南京，次年3月29日，为纪念黄花岗起义而放假一天，夏鼐依循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只身前往阴阳营实地考察。或许是出于谨慎，夏鼐并未在日记中遽定遗存的时代与性质，只记述了采集陶片的情况。同时，夏鼐在当天日记中特地提到，地名“阴阳营”为“鹰扬营”的讹误。著名农史学家、图书馆学家万国鼎有一桩轶事可资比照，20世纪30年代万国鼎组织《农业论文索引》的编撰，序文中署曰“序于鹰扬营寓所”，校稿者疑其笔误，将“阴阳”误作“鹰扬”。随后，万鼎国专门撰写《南京鹰扬营》（载《金陵学报》，1934年第2期）考释地名嬗变。万鼎国查考洪武《京城图志》和同治《上江两县志》，明代除了锦衣卫、旗手卫、羽林卫和金吾卫，在京各卫均驻扎于城西北一带，金陵大学所在即为鹰扬卫营房驻地，故称鹰扬营。夏鼐读书以博览而闻名，夏鼐是否浏览过万鼎国的这篇文章已无法确知。但夏鼐为地名考证找到了新佐证，即康熙年间的《鹰扬营庙碑》，这或许是夏鼐当日在阴阳营一带考察时偶然所见。 由此可知，明清时期的“鹰扬营”，清末民国由于音同字讹而嬗变为“阴阳营”，至20世纪30年代一般居民已不知“阴阳营”的地名渊源。因遗址所在地区位于阴阳营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