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docVIP

　　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 在新的 社会 历史 条件下能否重新建构具有 中国 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 理论 体系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 问题 。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重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文学评论》、《东方丛刊》、《文艺争鸣》等期刊杂志相继开展了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不少学者对中国批评理论界的“失语症”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现状深为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曾拥有过灿烂辉煌的文艺思想体系，在新的 时代 中，让中国具有自己的理论声音，建立一套从形式到 内容 均与现有的西方文论有所不同的批评体系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理论的吁求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国批评理论界集体意识中某种深层的心理焦虑。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介绍对于开拓我们理论批评思维的空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引进形形式式的西方文论的同时，生硬的翻译、粗糙的介绍、机械的 应用 等常让人如坠云里雾中，对中国文化文学经验的现实如隔靴搔痒，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和 影响 。呼唤中国文论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西方理论暴力的抵制。中国理论界的焦虑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深藏在这种理论吁求下的情感结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而是如何建立这一体系，以及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何为“中国特色”？所谓的“民族特色”又是什么？中国文论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它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不同之处何在？中国化了的文论体系，顾名思义，必然是不同于西方林林种种的文论。既如此，中国文论体系又如何超越文化的疆界，将其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到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学遗产，并对其作出有意义的批判和继承？如此等等，学术界至今仍未有满意的答案。甚至可以说，对上述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开始进行充分、认真和理性的讨论。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关于重建中国文论体系讨论的本身恰恰表明了这一体系是不存在的，至少在 目前 是这样。中国本土的古典文学批评传统已被一片西方文论的汪洋大海淹没。不难看出，在重建中国文论的热切期望中，是对中国古典文论的依恋，对那种鞭辟入里、精到深邃的东方文化精神的回归心态。然而，如果这一吁求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的眷恋，对西方文论的抵制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要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意义作出深入的 分析 和评价，就必须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消亡和中国 现代 文评的产生和建立，放在五四以来东西方文化互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考察。在文本中，我们通过对古典文论的历史文化性格的考察，对中国现代文论的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并试图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无意对中国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进行价值的评判，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形态，一种集体的文化表现和一种文体来看待的。 一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当从王国维说起。1927年夏，这位杰出的现代批评家和传统诗学的集大成者，在颐和园昆明湖永别了人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岁，正处在学术生涯的顶峰。一位如此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一位将西方 哲学 美学引进中国文学批评的始作俑者，就这样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国维自沉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批评界一个世纪的遗憾。对其自杀动机，众说纷纭，至少有五六种之多。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王国维自沉是其难以解脱的内心深处的痛苦使然。{1}他的死表现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在社会、思想、 政治 、文化等各个领域所经历的艰难而痛苦的转变，也是中国古典文论 发展 史的一个缩影。因此，将王国维自沉看作一个象征，一个寓言也未尝不可。 　　纵观王国维浩瀚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其美学批评方面的著述，不难发现，在 研究 的旨趣和 方法 上，王国维不停地摇摆于新学和旧学、现代和传统之间。他精通德国古典美学，尤其钟情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批评作品。这篇论文于1904年发表时，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既令人惊异又令人困惑，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但是几年之后，1908年他又写出了典型的传统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从风格到内容，从语言到思想，《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有着天壤之别。《人间词话》的出版重新确定了王国维作为中国传统的批评家，即点评式的批评家的形象。 　　我们所指的中国文评传统并非抽象范畴，而是以诗话为代表的系统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文体，“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2}而首位使用“诗话”这一术语的却是北宋欧阳修。继其《六一诗话》后，诗话发展迅猛，诗话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诗话也因此而成为一种生产批评知识的主要方式，成为传统批评实践中具有规范意义的写作形式。众所周知，诗话以细致的文本批评见长，从名句名段的点评之中，发现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