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居正开源节流的经济思想.docVIP

论张居正开源节流的经济思想 　　明朝中后期，大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所患病症是综合的，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张居正进行了全面改革，包括政治、军事、水利整治、经济改革。其中经济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经济改革也正是张居正开源节流经济思想的体现。下面从张居正开源节流的经济思想的背景、两者谁重谁轻以及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来论述。 　　 　　一、张居正开源节流经济思想的背景 　　 　　明朝中后期严重的财政危机。封建王朝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征收赋税。明初的赋税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中叶以后的两税法，向土地所有者征田税，按人头派差役，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这两者都要有相应的计量为前提。明初经过战争的重创，大量土地抛荒，人口成批逃亡，田地和人头都已失实，为此重新进行审核整顿，以户为主，登记造册，用黄册记载户口，鱼鳞册绘制田亩，详列丁口、田产及应负的赋役，一式四份，分置各级官府，作为定额征收的根据，每十年重新编订一次，增删补漏，这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其他如鱼课、盐课、茶课、桑丝、药材等商品生产的税收都有定制。有了确切的人口和田亩，也就稳定了王朝的税收。两税法虽然使国家的财源有了保证，但在明中叶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土地集中的私人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己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兼并越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的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他们占有的土地比明初的藩王猛增数十倍。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起效尤。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连大同、宜府等要塞的数十顷良田。也几乎全被豪强权贵占有。大批土地被隐占逃税，使得“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统治阶级采取开源节流政策来应对。 　　 　　二、张居正开源节流经济思想中突出开源 　　 　　开源节流是封建社会通行的经济原则，张居正比先辈更高一筹的是，不拘泥于节流，而是把开源列为重中之重。在他看来，堵塞节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匮乏的问题，必须突破耻言利的局限，以理财作为国本，使百姓得利。张居正公开倡导以理财“植国本，厚元元”，这是对明代祖训的突破。明初就有人提出“理财以纾国用”的建议，朱元璋予以严厉驳斥：“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后来又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旧有银矿，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故言利之人，皆戕民贼也。’”儒家只是不屑于言利而已，朱元璋却把言利之人视为“戕民之贼”，杜绝一切言利的主张，这是把言利的传统发挥到极端的言论。这一切都给一条鞭法带来阻力。张居正顶住这些压力，把他的开源的经济思想付诸实践，如清丈田地，以均税扼制兼并、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这些“言利”的措施，增加了王朝的财政收入，挽救了明王朝的统治。 　　 　　三、张居正开源节流思想实施的具体表现 　　 　　开源政策表现如下： 　　1　清丈田地，以均税扼制兼并。万历六年，正式通令重新丈量全国田亩，有户部尚书张学颜来主持，清丈各州县所有的庄田、民田、职田、屯田、荡地、牧地等一切生产用地。按照实际田亩分上、中、下三等纳税。从严惩办欺隐之罪，对于最狡猾的江南豪强，选派精悍的大吏督责。一定要做到详审细核。国家向地主征田赋，田多得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数核算，从法制上说十公平的，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均税的实质内容。如果田多的纳税少，田少的多纳税，甚至田地已被豪强占有，而田赋仍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田去税存的现象，这就会出现赋税不均的现象。清丈的出发点，就是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而小民如获更生。”农民既为逃避赋税而投献，就由受献者承担赋税，清丈查出隐占的土地，一律补交税款。万历九年(1581)又规定，凡是功臣之家，除拨赐公田以外的田土，尽数报官，与庶民一样纳粮。谁有田谁交税，使得兼并者无利可图，从而达到扼制兼并的目的，这在十六世纪的中国不失为赋役均平的最佳办法。 　　2　推行一条鞭法，厚商利农，增加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明朝的赋役正赋田税外，其他各种税和力役的名目繁多，重重征收。弘治时夏税秋粮多达四十一项。万历时又增至五十多项，额外增收难以计数，税粮交仓，一石米要三石米的运费，田粮折银，每两加火耗二至五钱。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目如杂税、均役、力差等各项合为一种，将力役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统一征收。除了漕粮外，都可改折银两，以货币代替实物税，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同时简化征收的手续，减去由里甲征收的中间层次，改成官收官解。一条鞭法的施行，将赋役归入田赋，虽然同样都是由民众承担，但以身充役，此人身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