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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隐匿身份采访的伦理辩难 　　北京大学一位大四女生在五一游玩中不幸遇难，《华夏时报》一名年轻女记者假装是遇难者以前的同学，进入遇难者宿舍采访，直至走前也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报纸上的报道令几位室友同学感到受了“欺骗”，于是将这件事公布在北大的BBS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后多数意见认为，《华夏时报》记者隐匿身份的采访行为缺乏职业道德；但也有意见认为，这恰恰是记者职业素质的表现，“表明她动了脑子”。那么，记者该不该动这样的脑子呢？ 　　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这里涉及的是记者隐匿身份采访的是非得失问题。记者常常会遇到某些被访者不愿意接受采访，其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访者认为接受采访的结果将有损自身的利益，因此表示拒绝。这类情况大多集中在负面报道中，比如贪官、矿难事件中的矿主等；第二类是受访者感情上不愿意回想或复述那些记者想要知道的事情。犯罪报道的受害人及悲伤故事的当事人或亲友、八卦新闻中的当事人等，都可能不愿意接受采访。 　　那么，如何看待隐匿采访？结合《华夏时报》这一案例，本文试就其中的新闻伦理问题作一点分析研究。 　　对隐匿采访的一般共识 　　隐匿身份的采访，即在采集新闻的过程中，不透露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行为，亦称隐性采访、匿名采访、卧底采访，可统称为未经许可的采访活动。在国际新闻界的伦理规范中，这种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符合记者职业行为规范的，也是不被认可的。比如美国广电新闻主管协会（简称RTNDA）的《伦理规范与职业行为》中规定：“只有当使用其他方式都无法获得重要信息时，才可以使用秘密的信息采集方式，包括隐藏起摄像机或是麦克风。但在报道发表时必须将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解释给公众”。(1)这一国际通行规范，也已经得到我国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的认同。 　　显然，不透露记者身份的采访造成了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采访是记者的职业行为。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本应是平等的、有共同预期的。采访者行使其职业权力时，受访者有权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在受访者明确而主动选择的过程中，对接受与否的利弊有了一个自我判断：同意接受采访，就代表受访者将认可发表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这是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契约，是双方有明确预期的一种约定行为。如果记者以另一种身份出现，那就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交谈，双方的预期和目的都应只是纯粹私人之间的交流。这时，在受访者并不知情因而也意味着并未同意接受采访的情况下，记者突然恢复职业身份，将本属于私下谈话的内容发布出来，这就破坏了原有的“私下交谈”的不成文约定，属于违约行为。这时，受访者必然认为记者“有意欺骗”、不讲信誉，是不道德的。 　　隐匿采访的正当理由 　　尽管在一般说来，记者用“骗”的手段采集信息是不好、不应该的，但这并不绝对。因为根据同样的规则，为了完成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使命及工作职责，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允许使用隐匿身份采访的方式。为此，英国全国记者联合会的“行为守则”第七条中说：1.记者通常不应该通过虚假身份或欺骗获取或试图获取信息或图片；2.除非涉及公共利益，（记者）不得在未获得主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拿走文件或图片；3.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或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渠道获得材料的情况下，欺骗才有情可原。(2)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记者隐匿身份采访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国内外大量具有“揭黑”性质的负面报道中，记者使用了暗访、卧底等伪装身份的采访手段，这虽然本质上属于“欺骗”，却因为其目的是为了更大的社会利益，属于根本性的合理与合法行为，因而被业内及公众所认可。在许多负面新闻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采访到事件的关键人物，听他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或解释。但是，他们又往往不愿接受采访，并且他们还可能是“有能量的人”，能通过各种渠道“灭”掉记者的稿子。这时，记者就不得不运用相应的技巧了，比如有的记者会说：“领导非让我来，你说说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交差了……”。这同样是对被采访对象的“欺骗”行为，同样可能对被采访对象造成某种伤害，但与不公开事实真相对于社会的危害相比，其危害则微乎其微，至多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仍在新闻道德容许的范围之内。所以《冰点周刊》原来的办公室里，曾贴着很多用A4纸打印的“格言”，其中不乏幽默感的一条是：“稳准狠坏，必要时使用美人计”③。 　　而上述《华夏时报》的案例中，记者用隐匿身份的方式所采集到的信息，只是一位青年学生的生活及感情私事，不仅无关社会公益，也无关公众的知情权。因此记者所采用的匿名方式不符合新闻道德要求，属于隐匿采访权的滥用。 　　隐匿采访中的伤害最小化 　　负面新闻报道往往会对某些当事人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情况在隐匿采访中尤其突出。一般说来，各种负面报道、灾难性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