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的特点与价值.docVIP

试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的特点与价值 　　张岂之教授主编，刘学智教授副主编，由十位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古籍文献等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分撰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历经八年，于2006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分六卷，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是我国第一部以编年体的形式所撰写的中国学术思想通史。 　　将“学术思想”以编年的形式展现于世人，并非该著独创。上个世纪30年代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已开启先河，近年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也业已出版，但是以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为研究和展现对象的编年体学术思想史尚属首次出现。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实物资料或传世文献的出土发现、新方法的采用、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等，过去的类似著作已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重新审视整个学术思想史，撰写新的编年成了时代的共识和重任。 　　近十多年来，各类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纷沓面世，虽然这类著作各有偏重，或侧重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或广涉文献、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但实际上“使著作的主题过于泛化，显示不出个性和特色来”，“专门研究观念文化的著作，只用‘学术史’作为书名，好像缺少什么，并不理想”(张岂之序言)；上个世纪初，虽然梁启超已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学术思想”的概念，但学界仍主要停留于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讨论之中。近30年来，钱穆、余英时、曹聚仁、邝士元、郭沂等人亦有以“学术思想”为命名的著作，这类著作虽不可避免地受近代以来对西学范畴、方法的影响，但亦存有某些保存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之意。引进西方学术范畴将中国学问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确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导致学术综合思想的弱化，这种弊病已经在学界引起广泛重视，综合性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界一种新的趋向。基于此，丛书著者凸显卓识，清晰地指明“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术著作，直接冠以‘学术思想史’，似乎更加贴切”，此处的“学术’是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说史”，此丛书以“学术思想编年”命名，它“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流观念文化，强调其综合性、整体性和学术性”(张岂之序言)，此观念无不体现出丛书在指导思想上的创新。 　　具体而言，在撰写方法上，《编年》十分注重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结合。已往的学术编年类著作，往往采用我国传统的编年史叙述方法，按历史时间顺序，将学术思想史上的人物、事件、著作、流派、传承与演进等平面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如刘汝霖《编年》采用的一些著述表、学术传承表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叙述方法。新《编年》并不抛却过去的编年叙述方法，而是在其基础上，既重视内容上的继承吸收，更注重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去揭示历史文化的实在内容”(张岂之序言)，注重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历史论述与思想分析的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依循上述指导思想、撰写方法，以编年为经，以思想史的呈现为纬成为此丛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编年》注重将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重点人物的立目相结合。诸如，《魏晋南北朝卷》立“宋忠与荆州学派”条目。荆州之学不拘守汉学旧注，删除繁重浮辞，深刻影响时代学风，开启魏晋新学。宋忠是荆州学派的领军学者，人物与学派结合意义重大。其次，注重重要文化事件的立目，尤其是对过去编年、学术史、思想史忽略的重要事件的立目。诸如，《隋唐五代卷》中立有武后敕编《三教珠英》(此条少有学术史、思想史提及)、《孟子》多次升格、唐代的荀子学等。再次，注重宗教思想史的立目。除了大量的佛教、道教条目以外，《编年》对唐代中期以后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外来宗教的传入情况亦有所反映。如《隋唐五代卷》立目有“大秦国僧人阿罗本至长安，此为基督教人华之始”、“景教徒宁恕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宋元卷》立目有“泉州建成摩尼寺”、“开封初建犹太寺”、“基督教士戈维奴来华传教”等。最后，《编年》突出思想家的生平考察。《宋元卷》中立目有孙复、胡瑗、石介、二程、张载、朱熹等众多理学家的生卒。《魏晋南北朝卷》中立目有“郭象生”、“钟会被杀”、“向秀卒”等事件(这些刘著中均缺漏)。以上特点均需著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熟稔每个时代的重要思想事件、文化政策，及大量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的生平及背景。 　　编年以文献为基础。古典文献，渺若烟海，“存驳不掩，真伪杂陈”(刘汝霖语)。处理汇编文献，是编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特色之处。综观本丛书，我们认为至少突出以下方面的特色。 　　首先，注重对文献的博取与精选、识断。《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无疑是目前资料最为丰富、最全面系统的编年类著作之一。丛书立目3800余条，上溯殷周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