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影响.docVIP

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都城营建和城市规划思想在城市选址与方位布局、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城市规模与道路宽度等方面浸透着儒家思想的诸多特征。 　　 　　一 　　 　　古代都城规划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都城建设的方方面面受“礼”之制约与影响，建筑和都城布局往往成了传统礼制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象征与载体，体现了独特的政治伦理价值。 　　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目前能够研究的礼制，主要是《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全书6篇，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仪礼》记载的是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礼节仪式，是儒家经过长期整理撰著而成。《礼记》则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侧重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等。上述“三礼”都与孔子关于礼的伦理思想有关。其中，《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宫城营建模式和建筑等级制度对中国古代都城营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礼”对都城建设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城市营建的规模来看，强调城市建设的规格差异与等级性。《周礼?春官?典命》记载：“公之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它基本把城市分为三个等级，即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宗室和卿大夫的采邑。这三个不同等级的城邑在城墙高度、道路宽度等方面有不同规格，天子的王城最为尊贵，因而城墙最高、道路最宽。秦以后，把诸侯、大夫之地换为州、府、县，但严格的等级性并没有任何改变。 　　 　　第二，从都城的方位布局及分区规划来看，《周礼》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周礼》称都城为“国”)。古代都城方位布局所重视的“礼”制，最核心一点是将宫殿置于都城中央显赫位置，以烘托宫殿的重威。《荀子?大略篇》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可见，“辨方正位”、以“中”为尊是礼制的要求。《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就是说，规划师丈量土地和营建都城，都城规模是九里见方，每边开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街道宽可容九辆马车并行。宫城居正中心，左右对称布置宗庙(居东)和社稷坛(居西)，朝庭在前(即南部)，商市居后(即北部)，朝和市的面积各为一百亩。显然，这是一个空间秩序十分严整的格局，尤其是天子所居地宫城必居中，以此为平面“坐标”设立其他建筑群。应当指出，几千年来古代都城的规划布局，难以绝对按照《考工记》形制建造，然而它所强调的礼制精神却基本不变，并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模式。如元明清北京城便承袭了上述型制，其布局强烈显示了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意识：皇宫位居轴线中段，太庙、社稷坛分列宫前左右，显示族权和神权对皇权的拱卫。总之，运用方位显尊卑，按等级贵贱差别建立严谨的分区规划，是中国古城市规划的一大特色。 　　 　　第三，从礼制建筑的等级和布局来看，礼制建筑是祭祀祖先、天地和神祗的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说浓缩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内容，在我国都城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礼记?曲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宗庙之制渗透着强烈的伦理等级色彩，如《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一规定表明，天子可以建七座宗庙，诸侯、大夫、士则依次降等，而庶民则只能在自家住宅中祭祖。西汉末王莽当政时期，为了表明他推行儒术的主张，在汉长安城南郊兴建了一组包括祭坛、明堂、辟雍、太学和灵台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群，奠定了以后历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原则，在中国礼制建筑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杨鸿基的考古复原研究，西汉明堂(辟雍)的平面布局呈现圆中套方(方形院墙外有一圈圜水沟)、方中套圆(方形宫垣中央又筑圆形夯土基座)的十字轴线对称格局，这种布局能够充分展现儒家“礼”的理想模式。 　　 　　第四，从宫殿建筑的群体布局来看，礼的规制渗透到宫殿组群中，便形成所谓“前朝后寝”的基本格局。所谓“朝”，即帝王处理朝政、举行大典的场所。所谓“寝”，即帝王与后妃们生活居住的地方。由于宫内的主要政治活动场所是“朝”，因而宫城营建也主要围绕“朝”展开。为了烘托帝王的尊贵地位，“朝”需要通过极高的建筑规制和宏大的气势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与江山永固。周代时，宫殿建筑群体布局还形成了所谓“三朝五门”之制。明清紫禁城的布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