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docVIP

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出国热”是一个不太有新意的话题，而对它的意见或褒或贬，总的来说停留在利益权衡的层面，停留在对个人得失、国家损益的分析上。本文试图运用客观化的视角，因为对一个一直呆在书斋里骄纵着自我的人而言，“必然性”才总是最具吸引力的――具体到这一话题，全部必然性的直接且集中的体现便是：我们的大学之于留学者趋向的“一流的”大学的差距。 　　2003年秋，从哈佛来的杜维明先生受聘于清华，作了题为“人文学与大学理念”的讲座，言及大学之目的，一曰服务于社会，二曰传承知识与文化，三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四曰以批判的精神反思社会并将思考反馈给社会以期形成某种影响，五曰对政府以“知识分子”的传统进行忠诚的反对。这无疑是对西方的经典学府、也就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之特征的总结。这样的总结也许不够精炼（因为所总结各种因素能够互相推导），但这些特征确然回答了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也暗示了当下我们出国之必要。 　　我们的大学有没有传承知识与文化的能力？传承知识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知识是相对于“真”而言的，是比较容易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课堂上教授的，无论文科理科应用学科，无论思维还是技术，一概可算作知识范畴。但言及文化，就涉及价值追求――就不仅要追问我们是否传承了文化，还要追问我们应当传承怎样的文化、我们是否传承了我们应当传承的文化。 　　单从原则上来说，倒也简单：现代的大学，当然要传承现代的文化。而言及“现代”之特征，无论市场化、民主化还是世俗化，无论是权利、平等还是自由，不能忽略的便是对“人”的发现，是人本主义――在这里，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作为实现别种目的手段与工具（无论那个目的据说是何等的崇高伟大），个体的价值方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的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且不说现在我们的大学仍然广泛存地为了国家建设进行类似职业培训的教育，为了所谓“压倒一切”的“稳定”进行意识形态的硬性灌输，单拿一些“小事”来说罢。北大一理科研究生曾提及，很多导师尽量拖延研究生的毕业期限，因为研究生的一大任务就是替导师“打工”，做做实验什么的――这意味着，读到一定时间，也同时成了导师手下的“熟练工”，导师怎能甘心轻易让一个“熟练工”毕业离去而又要从头开始培养一个新手呢？清华的主干道上，前不久赫然挂出这样一条标语:“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反面写的也是“报国”啊，“青春无悔”啊之类――缅怀的都是那样的个体价值被湮没在国家利益中的历史，却很少有人记起建国前老清华里个人的光辉；又不能不让人想到今年迎接新生时，有一栋宿舍楼外竟挂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条幅，透过字缝看去说的无非是：做一个建设国家的好机器――让人疑心文化的进步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让人疑心一进西校门便可看见的“人文日新”四个大字就那样孤零零地死在石头墙上，成不了发展的方向，甚至称不上虚伪的决心。 　　这就是我们的一流大学的“怪现状”：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所有人成为整个共同体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教育中“人”的缺席，也便是教育中现代文化含量的缺失，这直接引出“完成自己”这一目标的虚无性。 　　提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不妨套用冯友兰先生的一个句式：教育应当使人成为“人”而非“某种人”（原句是说哲学而不是教育）。“某种人”的突出特点只是拥有某项特定的技能，而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特征便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实质上，这也是由人本主义规定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可谓“先天不足”。 　　西方的教育理念源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对话法”（“辩证法”的本意），无不是引导受教育者独立思想、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而中国教育的渊源是属于孔夫子的――在那里，哲学是没有对话的哲学，教育也是只有教化的教育（论语中的对白是不能算是“对话”的，只能称为教化，因为对话要求双方地位平等），在同一个既定标准下，所有人无可选择地一同学习、学成同样――个人又成了社会秩序这一目的的实现手段。 　　下面一点涉及到我们文化的另一个先天不足，这便是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进行批判地反思的“史官文化”――熟读顾准的人，必然也熟知这个词的意味：“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既然“从属”，谈何“批判”？文化本就是政治的附庸，至于学究气的、学院式的理想化的“反思”，能够存活就已经很是难得，哪里还敢随意地“反馈给社会”、甚至企图造成“影响”？ 　　大学的这种目的，是教育功能的一种必要延伸――这意味着大学在培养专业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兼有锻炼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要的条件是：大学里有一群坚守着学术良心的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一条件的必要前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