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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 　　2005年5月9日下午，福建省厦门市风雨交加，一个骑车人由于马路上的水坑而栽了跟头，摄影记者柳涛拍下了这个场景，并随即在媒体上发布了相关照片。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评。对于柳涛的行为，口诛笔伐者有之，肯定赞赏者有之，冷眼静观者有之，旁敲侧击者亦有之。鉴于各种立场和观点已经得到充分展示，笔者无意在此添加其他新观点，而是试图“小题大作”，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包括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抓拍骑车人被摔”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反省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柳涛行为的各种评论表明，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对道德建设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舆论领袖，在进行道德评价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道德苛求和道德放纵的思维模式。只有克服这种思维模式，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起点，进而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 　　 　　所谓道德苛求，就是对一个道德主体提出过分的、过高的道德要求，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把某种情境下其他角色应该履行的道德强加到承担某一角色的道德主体身上，或者要求具有多元角色的某一道德主体履行在特定情境下相冲突的所有角色道德；二是用过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一个道德主体，要求其履行“被提倡的道德”甚至“被崇尚的道德”，把诸如乐于助人的“行善”,甚至像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德”作为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来要求。而一旦道德主体没有履行这样的道德，就被视为不道德、没有良心，等等。 　　在对柳涛行为的评价中，上述两种形式的道德苛求都存在。如有人把市政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或者交巡警应该承担的角色责任强加到作为新闻记者的柳涛身上；也有人要求柳涛做一个完人，面面俱到，既要他履行作为记者的职责―――报道新闻，又要他履行所谓的做人标准，尽管这两者在当时是相冲突的。即使就做人或者做一个公民的标准而言，也有底线的标准、基本的标准、较高的标准和理想的标准之分。柳涛无论是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公民，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如果他这样做了，那是他对路人的仁爱之心的表现，是履行了较高的道德标准。他没有这样做，无损于他做人的义务和责任。有人用较高的仁爱标准、行善标准去要求柳涛，恰恰构成了道德苛求的第二种形式。 　　那么，什么是对柳涛恰当的道德要求？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柳涛拍摄照片是出于新闻监督的正当意图，是为了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马路水坑给路人带来的危害，并督促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要求柳涛的拍摄行为是基于马路水坑对路人没有重大（包括致命）危险这一理性判断；我们也可以要求柳涛在整个事件中对被拍摄的摔倒的路人抱着一定的同情，而不是抱着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还可以要求柳涛在拍完照片后针对存在的水坑有所作为，找块标志物提醒路人，或者打电话通知警察或市政管理部门来处理。如果柳涛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可以对他提出道德批评。但根据有关报道，这些柳涛都做到了。 　　也许有人会问，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要求柳涛站在路边提醒路人注意水坑呢？显然，如果路面上的水坑是由柳涛造成，他就有义务在水坑被填平之前站在路中间提醒路人；如果路人是他的家人，他也有提醒的责任；如果柳涛不是摄影记者，而是市政道路管理人员、交警或交通协管员，也可以对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另外，如果路面水坑很大，会给路人带来严重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柳涛也有责任放下自己的工作而提醒路人。综合对柳涛事件的很多报道，上述条件都不存在，所以对柳涛没有及时提醒路人当心水坑的很多道德批评，都缺乏充分根据，无疑属于道德苛求。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苛求常常伴以一种动听的、煽情的言辞，经常以“真理”、“责任”、“义务”、“普遍人性”、“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名义提出，听起来义正词严，因此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批人相信这种说教，但其背后的道理却似是而非，经不起深入推敲。 　　道德苛求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会带来极为消极的后果。把一种角色应该承担的道德强加到另一种角色身上，会导致道德要求的错位，进而引发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混乱。要求某一道德主体履行相互冲突的所有角色道德，就等于取消了道德主体自己做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自由空间，最终使其无所适从。用“圣贤”、“楷模”、“道德英雄”的行为标准去要求道德主体，而绝大多数道德主体又不能达到，就会导致“被宣扬的道德”与“被奉行的道德”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很多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言行不一、表里不一，道德虚伪现象泛滥。在道德苛求的氛围中，道德似乎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整个社会也四处充斥着道德的言辞，但社会的道德水准却越来越低下，道德状况越来越混乱。 　　 　　二 　　 　　与道德苛求相对应的就是道德放纵，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相反相成，如影随形。当承担某一角色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