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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院子落叶 　　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15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21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28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给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等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的。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过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心头。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20人，背书和私塾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 　　1945年，极寒冷的2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街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棂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2月25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1800架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上课的钟声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注：工作室）。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了神奇世界。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工作，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那时已深秋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 　　（曹艳摘自《巨河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