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澳门刑法犯罪构成中的故意与过失之比较.docVIP

　　内地与澳门刑法犯罪构成中的故意与过失之比较 内地与澳门刑法犯罪构成中的故意与过失之比较 一、故.L.意 　　 犯罪故意，作为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最重要心态，自古便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早在夏朝，统治者便规定了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尚书大禹谟》的量刑原则，意为对于过失犯罪，后果再严重也可以从宽处理；而对于故意犯罪，后果再轻微也要处以刑罚。西周司法官也认为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不可不杀。《尚书康诰》,意为行为人犯了轻罪，如果是故意的，并且一贯如此，就不能不予以刑杀。［1］到晋代已确定了论罪务本其心的定罪量刑原则，意为定罪量刑一定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2］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犯罪论体系逐步确立，犯罪故意作为犯罪主观要件之一，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确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在注重刑罚个别化的现代，作为行为人主观恶性集中体现的犯罪故意心态，尤其受到重视。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地区刑法，可以说在法律文化传统上同源而在法律制度的发展上分流。两者同属中华法系，无疑都受到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浸染。同时，两岸刑法的制定都借鉴了现代外国刑法的体例和模式，两岸刑法中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亦莫能外。但两者直接借鉴的主要对象又不相同。澳门地区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主要是参考了德、日刑法典；中国内地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主要是参考了苏俄刑法典。德、日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典型，苏俄刑法典是社会主义法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