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选取制度的.doc

20世纪80年代末，泰国开始了从半威权半民主体制到多元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进程。 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后，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治权力中心，曾被军方压制的各派力量开始竞相填补权力真空。随着民选议会的执政合法性深入民心，国会逐渐成为泰国政争的主战场，国会议席也成为各派力量所觊觎的重要筹码。 从90年代的中小政党纷争，到2001年他信派系的强势崛起，再到2006年以来的“反他信”与“挺他信”政治冲突，泰国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经历了政治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与艰难重组。在此期间，事关国会议席归属的选举制度也在各派力量的冲突与妥协下，于1997年、2007年、2011年进行了三次改革。 一、政治制度的作用与构成 从政治体系的动态视角来看，政治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重塑，即各派 政治利益集团在政治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下，经由冲突与竞争，寻求均衡与妥协，进而重新划 分彼此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归属的反复博弈过程。[1] 作为“政治权力结构－政治利益集团”互动循环的关系纽带，政治制度在政治权力结构 的调整与重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规制作用，有助于缓冲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分裂，保证重复博弈过程的有序推进（见图1）。 图1 政治制度的作用与构成示意图 关于“政治制度”的概念，学术界尚未达成普遍共识。政治制度是用以划分 政治利益集团之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边界的准则规范与共识习惯。对此，有两方面需 要明确： 其一，政治制度具有动态稳定性。 政治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划分政治权力结构的边界，避免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发生不必要 的摩擦与冲突，从而最小化政治运作的成本。因此，政治制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稳定性，以保 证各派政治利益集团都会对权力－利益边界产生较明确的长期预判。如果政治制度缺乏稳定 性，就会使部分政治利益集团无所适从或心存侥幸，从而导致旨在最大化政治收益的“捞过 界”行动，引起政治利益集团之间无谓的权力－利益争端。 政治制度并不是静态的僵化存在，而是会随着“政治权力结构－政治利益集团”的互动 循环，不断调适和演化，从而保持动态的稳定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利益集团之间 会此消彼长，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塑要求。具有弹性的政治制度，有助于各 派力量通过有序协商的和平方式，实现权力－利益边界的“步进式”调整，以满足新兴势力 崛起的发展要求；反之，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会使得新兴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难以通过协 商达成妥协，唯有诉诸冲突与对抗的暴力方式来实现权力－利益边界的“跨越式”重塑，并 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社会代价。 其二，政治制度包括显规则和潜规则两部分内容。 政治制度的外延相当宽泛，其中既包括以宪政法制为主要形式的显规则，也包括以政治 文化为主要形式的潜规则。两类规则的基本功能都在于规范和约束各派政治利益集团扩张权 力－利益边界的政治行为，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与作用功效大相径庭。 显规则主要表现为明文规定的准则与规范，通常是占据政坛主导地位的政治利益集团所 制定和颁行，并得到国家公权力——特别是司法和武装力量——的保证执行。显规则兼具刚性和脆弱性特征。一方面，显规则具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在划分相关各方的权力－利益边界 时，有助于消弭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从而避免无谓的矛盾与摩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既定的显规则有可能面临制度僵化问题，容易成为新兴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 突目标，从而导致显规则的瓦解和重构。随着政坛主导势力的更迭，泰国在1932年到2007 年间，已先后颁行了18部宪法。 潜规则主要表现为并无明文规定，但得到相关各方普遍遵从的共识与习惯。潜规则并不 依赖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执行，而是主要依靠社会私权利的自我约束。各得其所的互惠性是潜 规则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虽然相关各方所得并不必然相等或相称。庇护制文化源于泰国传 统的“萨迪纳”封建体制，但在19世纪末“萨迪纳”体制的显规则瓦解后，庇护制文化却作为潜规则得以延续，并且迄今依然是泰国重要的社会共识与政治习惯。庇护制文化强调上位者（恩主）的慷慨与下位者（仆从）的顺服，从而形成彼此互惠的依存关系。 潜规则兼具弹性与外溢性的特征。一方面，潜规则对权力－利益边界的划定主要依靠审 时度势的主观判定，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客观标准。这就使得各派力量的相对收益有可能因时 顺势地产生渐进式微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度僵化问题。但是，潜规则缺乏客观标准 的不确定性也容易使政治利益集团对客观形势产生误判。无论是新兴势力的潜规则超前崛 起，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潜规则延后衰落，都会在“实际控制力－潜规则权力边界”错位的 情况下引发政治冲突。另一方面，潜规则对显规则存在渗透作用。无论明文规定的准则与规 范是否体现潜规则的共识与习惯，潜规则都会在相应准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