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docVIP

　　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 唐前期均田制下的农民的租调负担，是按丁征取而不计户等高低，这已为许多人所论证。但岑仲勉先生和韩国磐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岑仲勉先生在“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 (《 历史 研究 》195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租二石、绢二丈只是授田百亩应纳之底额，然授必不足，故须参合各户享有动产多少而高下之”。文中举《通典》卷6《赋税》(下)天宝中年天下计帐数额中江南折布条原注为证： 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 韩国磐先生除用这条材料外，又举敦煌唐户籍残卷为证，他在《隋唐的均田制度》一书中认为：“虽规定一丁租二石，绢二丈等，但这只是一般的标准，实际上可按户等高下而有增减的。且今所见敦煌户籍残卷，在户下不但注明课户不课户，且注明下中户或下下户。如平康乡先天二年籍‘户主王行智’下，注明为‘下中户，课户见输’。又如天宝六载户籍‘户主曹思礼’下，注明‘下中户空，课户见不输’。这正是为了受田有多寡，动产有多少，因而按户等高低可以升降所负担的赋役。”(《隋唐的均田制度》，第72页。) 但是，这两条材料，却不足以证明岑韩两先生的论点。 关于折布代租的规定，首先从《通典》上下文看： 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丁计两匹)，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每丁三两，六两为屯，则两丁合为一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每丁两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每丁两端一丈五尺，十丁则二十三端也)，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 可知除江南郡县依户等纳布折租外，全国其他大部分郡县的租庸调，仍按每丁租粟二石，调绢二丈，力役二十日折绢六丈 计算 (连调绢每丁共八丈，唐制四丈为匹，八丈即两匹)，布依比例增加)(每丁调布二丈五尺，力役二十日，每日折布三尺七寸??分，二十日共为七丈五尺，连调布每丁共应输布十丈，即两端(每端五丈)。但《通典》此处作“每丁两端一丈五尺”，当别有故，但非据户等高下征取，则可肯定。)，并非依户等高下而有所变通。至于江南郡县，也只有纳布代租是 参考 了户等，庸调负担则仍是不按户等，按丁统一计算。由此可见，这种依户等纳布代租，只是适应江南地区特殊情况的一种规定，并没有在全国普遍施行。 其次，这种江南郡县折布代租的规定亦非实行于整个唐前期。吐鲁番曾发现过唐代武则天时期江南所纳的代租之布。(斯坦因：《中亚腹地考古》，卷2，第1044页，附录一。卷3，插图127，“阿斯塔那墓葬中裹尸布上的 中国 字”。)但唐政府正式公布江南纳布代租的命令，却是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的事。《通典》卷6《赋税》下云：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在这以前，江南郡县纳租并非全是折布，恐怕还是以米居多。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8“上军国机要事”云： 即自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云： (开元十五年)秋，……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 《通典》卷10《漕运》载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奏云： 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南租米。 都是证明。又从《旧唐书》卷48《食货志》“(天宝初)韦坚……请于江淮转运租米”的记载看来，即在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江南地区可能仍有纳米之事。由此可见，这种纳布代租的规定，充其量只是在玄宗中期以后才普遍行于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规定。其折租时何以考虑到户等，需要另行研究。但不管怎样，这种规定绝非均田制度下普遍、长期的规定，不能用来证明唐前期农民的租调负担普遍可按户等高下而有所变通。 至于韩先生所引敦煌唐代户籍残卷的材料，细 分析 一下，也可知并不能证明按户等高低升降受田农民所纳租赋。我所见的唐代户籍残卷中，有“课户见输”及“课户见不输”记载的一共有22户(除大历四年籍(斯#8226;514)系摘自伦敦博物馆敦煌卷子显微胶片外，其他材料均系从仁井田陞《唐宋 法律 文书之研究》，王井是博《敦煌户籍残简》，《再读敦煌户籍残卷》，《食货》第四卷第五期《唐户籍丛辑》，池田温《关于敦煌发见的大历四年户籍残卷》(《东洋学报》第四十卷第二、三号)等书刊论文中转引。)，这22户情况列表如表一、表二(见569—570页表)。 从表一、表二里可以看到，“课户见不输”与“课户见输”两类人户，各方面条件是差不多的，输与不输和户等的高低并无关系。 第一，从户等高低来看，“课户见不输”各户可知户等的四户中，下中户及下下户各二，“课户见输”各户可知户等的十四户中，下中户四，下下户十，下下户占的比重反而更大。照韩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