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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及条件 试析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及条件 　摘要：19世纪上半叶，日益密切的中俄外交关系、兴盛的中俄贸易使得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及本土时断时续的中国学教学活动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从而催生了俄国大学中国学教育基地的建立。 　　关键词：俄国；大学；中国学 　.Lихайович)、西维洛夫(Cивийов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沃伊采霍夫斯基(Bойиех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索斯尼茨基(СосНцкий Aд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和王西里(Bасидев Васидий павович)。他们都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中国学家，他们也无一例外都曾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学家不仅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也构成了喀山大学中国学教育的师资骨干，使俄国具备了在本土继续进行蒙、汉、满语教学的条件，促成了俄国大学中国学教育的诞生，为后继的学院派中国学家开辟了道路。 　　第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俄国大学的中国学教育提供了实践场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俄国学生要学习中华语言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环境，仅从书本上学习是不能有所建树的。因此，派学生到中国进行实践锻炼，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自1715年首度来华至十月革命前一直是俄国中国学人才的实践场所，特别是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传教士团是中华语言人才的唯一实践基地。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著名的中国学家、喀山大学东方系毕业生王西里教授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方面有那么大的成就，除个人天资外，与他的中国之行不无关系。 　　第三，俄国早期中国学家编撰的教科书、工具书为大学的中国学教育在教材上做了准备。教材、工具书是学校教学和教师授课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俄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从俄国中国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编撰教科书及工具书。18世纪下半期俄国有了编写蒙古语教材的第一次尝试，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编写了一部《蒙俄会话》。1831年和1832年，施密特(IHMHT HccaK flxoe)分别用德文和俄文出版了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蒙古语语法著作《蒙语语法》，1835年出版了《蒙德俄词典》。1833年初，奥科瓦列夫斯基编写了《蒙语书面语简明语法》和《蒙俄简明语法》。罗索欣(POCCOXHH HппapHon KanHHOBич)不仅将舞格寿平所著《满汉字清文启蒙》译成俄文，而且还编写 了《汉满文的俄文转写》。他还与列昂季耶夫(пеонтьев дексей　деонтьеич)将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译成满语，称为《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弗拉德金(Bлацыкн .L.АнтонТригоръевич)利用《满汉字清文启蒙》等满文蒙学书籍，编有《俄国幼学清文》、《俄国幼学清文文法》和《清文指南》，同时编写有满、汉、俄语的双语和多语词典五部。利波夫措夫(лиовЦовСтецаН BacилЪевич)编写有《满语词典》和《满语入门》。比丘林(ъичурин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编有《汉文启蒙》，此作虽然是比丘林为恰克图华文馆而编写，但后来却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唯一的汉语语法教材，为俄国培养中国学家和在俄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比丘林还编写了下列词典：《汉俄字典俄文韵编》、《简明汉俄字典俄文韵编》、《满汉俄词典》、《满汉俄分类词典》、《蒙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术语词典》、《汉语拉丁语字典》、《汉俄音韵合璧字典》以及一部名为《三合语录》的会话词典等。正是由于俄国早期中国学家的科学活动，才促成了俄国中国学第一批教科书、工具书的诞生，不仅为俄国早期的中国学教学，同时也为学院阶段教科书、工具书的使用和编写做了铺垫。 　　第四，俄国早期的本土中国学教学活动为学院阶段的中国学教育积淀了经验。俄国早期中国学家在翻译中国典籍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进行了俄国本土最早的蒙、汉、满语教学，成为俄国中国学诞生的标志之一。1668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戈杜诺夫(п.и.тодунов)组织过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蒙古语班、藏语班的教学活动。1725年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开办了第一所蒙古语学校，被称为俄国中国学第一人的罗索欣来华前就曾在此就读中国人舒哥在外交院开办满汉语班罗索欣在皇家科学院开办满汉语班。18世纪下半叶，列昂季耶夫和安弗拉德金先后在外交院进行了满汉语教学。1813年，伊古姆诺夫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俄蒙学校。1831年在恰克图成立了俄蒙学校。1831年比丘林在恰克图开办了华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