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诗歌的精神与元好问.docVIP

　　近古诗歌的精神与元好问 　　我国的古代诗歌，如果不以 社会 形态或王朝的更迭作为阶段的区分的话，按其自身的 发展 ，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两汉属上古期，诗歌从发轫到成熟。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属中古繁荣期，诗歌创作进入自觉的 时代 ，诗人之诗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他们在臻于完善的格律形式和不同时期的风格流派中展示个性和审美追求。其中尤可称道的是唐宋两代所表现的灿烂辉煌，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顶峰。上古期的诗歌以其鲜明的地域性和没有姓氏的劳者之歌为其构成的主体。十五国风、楚辞，以及两汉时期的乐府歌赋是其代表。屈原脱颖而出，不愧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品也仍带着浓郁的楚文化特色。中古期的诗歌，随着大一统国家的确立和民族文化的交融汇合，一反其横向的地域特征为纵向的时代风貌。魏晋风骨、盛唐气象，或者“唐诗”、“宋诗”的不同精神，都表现了它们的时代特征。宋、金、元之交宋诗的衰落，社会对江西诗派的批判，标志着中古期的终结。进入近古期，地域的和单一的时代特征泯灭。诗人们在二千年诗歌成就面前寻找继续发展的道路。在全方位的观照中展现其个性和美学追求，所谓“唐诗”、“宋诗”的意趣，表现 方法 ，技巧等等，均得以互相吸纳，诗歌向纵深和普及两个方向同时发展，人人都参与创造，百花齐放，流派纷呈且互相兼容，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元好问的“集大成”的成就和他的 理论 主张切合了时代的需要，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其 影响 及于整个近古时期，是近古诗歌的代表和开拓者。 一 　　元好问是文学史总要提到的诗人，但大抵是在金代文学的一小节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只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的一位诗人。这或多或少是视觉的错位，因为文化的传统往往并不由地缘 政治 所界限的。前人就很不同，他们虽也有南北的观念，但评元好问，则总是把他融入到我国诗歌的整体发展背景中来认识他，而且评价是很高的。如元初郝经说他“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遗山先生墓铭》)。清人这类的评价更多。如李调元《雨村诗话》说：“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郝经说“中规李、杜”，李调元则干脆说他“直接李、杜”，把两宋以来众多的诗家都弃之于后了。可知元好问虽身处北方的金，但元明以来的评论者都把他视为雄踞南北诗坛的一位诗人，地位是很高的。 　　再看看赵翼的看法，他在《瓯北诗话》中先是说“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似乎略有贬义，但他接着就说：“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练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这里又说他超过了苏、陆。原来前面是以宋人的标准而论，后者才是他自己的诗学批评。这是一种纯文学的批评。严羽早就说过：“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他的著名的《沧浪诗话》就是对于宋诗倾向的系统批判，反映了南宋后期人们对于江西诗风的不满而力图从唐诗中寻求出路的回归意趣。赵翼赞赏元好问的诗，尤其推崇他的诗不受前人——哪怕是苏、陆这样的大家的范囿的精神，因丽说他的古体“虽苏、陆亦不及”，七律“则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清人之中，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也说：“苏、黄之后，放翁、遗山并骋词场，而遗山则更为高秀。”(《小石帆亭著录》)虽然他说过“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话，但对于金源的诗歌，仍然放在与两宋大一统的文化范围中进行考察的。对于两宋，他只提了苏、黄和陆放翁、元遗山四人，视为最有成就的诗家，而元遗山似乎比陆放翁还高出一筹。陆游是南宋初的诗人，比元好问早了半个多世纪。他的诗仍属于中古的两宋。元好问则生当金元交替之时，开近古之先河，所以可说是我国古代诗歌在批判了江西诗风，宣告中古时期的终结以后的后期诗史首先突现的一座高峰，不仅在当时“能并驾者寥寥”，而且后继者也鲜有超过他的。 　　这一高峰的突兀而起，自有其诗人的天才和丰富的人生经历——由金朝内廷的官吏而沦为元人的俘虏，由京城而流落异乡，也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因素，正如赵翼对他的诗作评时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一种机遇。但更重要的，应该说是由南宋后期由南北共同的对于江西诗派以至整个宋诗倾向的批判检讨而形成的诗歌革新运动在推动着，造就了这样一位杰出诗人的出现。 　　宋金对峙，金戈铁马， 中国 再次出现了南北朝局面。但文学 艺术 仍然在同一个民族文化背景中运动着。虽然有如翁方纲所说的南北差异，但也只足过程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南方热衷于 理学 的思考，反映了读书人对于两宋积弱不振的国势的反思以及对于臣忠子孝的期待；“苏学盛于北”，似乎又相反地表现了北方的士人身处异朝，对于纲常的难言的韬晦而寄情于诗学的现象，而且同样对宋诗的末流也不满。北方对于江西诗派的追根溯源的批评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