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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 　　[摘要]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道光年问在广东出现的理论著作，在晚清学术界影响较大，具有较以往认识的更大价值。《汉学商兑》与阮元的《儒林传稿》有密切关系，其有关议论针对后者的特定内容，整体上对儒林传修撰过程中所涉及的儒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回应。方东树为道学等名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阮氏过分拔高儒的名义的做法。《汉学商兑》显示了《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的重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 　　[关键词]方东树 汉学商兑 阮元 儒林传稿 　　[中图分类号]K207；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109―11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代道光初年一部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一向被视为汉宋之争的重要代表，受到学界的关注。该书是晚清以来广东学术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和具体表征，自从在粤督阮元幕府中诞生以来，它曾被多次刊刻，对此后的学术史有重要影响。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汉学商兑》主要针对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站在程朱理学立场，对清代汉学诸言论进行批评，激化了汉宋学术之争。有关《汉学商兑》的研究主要在此方向下进行，积累了一批成果。 　　《汉学商兑》确实有丰富的内容与价值，但是对它的解读还有相当的开掘空间。 《汉学商兑》作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于理解晚清学术有重要意义，比如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原因，该书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汉学商兑》是有针对性的驳难，其系统结构及其思想意义均与这些辩论的对象、内容、语境直接相关，但是以往对这些情况的解读基本集中于某一个方向，制约了对其他方面含义的发掘。学界都承认，《汉学商兑》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相关，同时该书的论辨对象不止一人，但是具体落实到对该书内容的理解，则又局限于江藩及其著述。如果要对该书作进一步研究，这种情况须有所改变。笔者认为，《汉学商兑》与阮元《儒林传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汉学商兑》有关道学和儒的名义等论说，均是《儒林传稿》修订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和主要争论，而方东树的有关议论是对阮元与江藩等人的回应和反驳。 《汉学商兑》显示了阮撰《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并在《儒林传稿》的影响下呈现出相应的思想史意义。 　　 　　一、回应《儒林传稿》 　　 　　《汉学商兑》的撰写和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对阮元也有较多的批评，此为学界所熟知。但是《汉学商兑》的撰写并非仅仅针对《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也针对包括阮元在内的其他学者，而且该书并非泛泛批评阮元，而与阮著《儒林传稿》大有关系，甚至《儒林传稿》就是方氏一个主要的攻击对象。这一理解对其学术和思想的价值大有关碍，学界似未有注意。 　　1. 《汉学商兑》是《儒林传稿》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至少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一般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方东树写作《汉学商兑》的直接诱因。可是，如前文所述，此两书的撰写都受到阮元《儒林传稿》的重大影响，其主要动机就是呼应阮元对国史儒林的记载。 《汉学师承记》缘于江藩得知阮元为国家编纂儒林传事宜后，以成文的形式向阮元提出具体的建议，以求将自己的师门列为清代儒学正宗。 (见该书第六章)而《宋学渊源记》则是江藩见到阮著《儒林传稿》之后而补充成书的，因《儒林传稿》将理学汉学人物兼收并蓄，较为全面，相比之下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严守汉学藩篱，不录主宋学者，在清代学术史的记述方面过于偏颇，而《宋学渊源记》在记载方面基本没有超出《儒林传稿》的范围，其记载的清代理学脉络源流基本同于阮著，只是在具体人物的文字记述和阮氏有所区别，两者互有详略，因而两书对于清代理学的记载大同小异，相辅相成。 (见该书第t章)总之，江藩两书均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那么即使按照传统的看法，方东树是因为受江藩《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刺激而撰写《汉学商兑》的，那么他也间接受到阮元《儒林传稿》的影响。 　　2.《汉学商兑》非仅间接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正如上述所指出的，方东树《汉学商兑》的批驳对象中阮元是重要的一人。细读《汉学商兑》，情况确实如此。而根据《汉学商兑》撰著情况，阮元可能是该书批评对象中的惟一直接的读者。案方氏在道光六年四月成书，然后呈送给阮元。而江藩在道光三年十月离开广州前往肇庆，道光五年回到扬州，此后未再回广州，道光十年去世。方东树则在道光五年再度回到广州，在阮元幕府中教授，著《书林扬?z》2卷。他起意撰写《汉学商兑》也许更早，但是集中撰著该书当在道光五年至六年。那么《汉学商兑》成书前后这一段时间，江藩已经不在广东，看到《汉学商兑》的可能性很小。而江藩回扬州之后，更不大可能和方东树有交往。 《汉学商兑》据说最早刊本是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