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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对人类学的贡献 　　摘要:这本书涵盖了费老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理论观点,及他本人对自己早期所作研究的反思。笔者在这里仅对这本书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意义所做的贡献做一个总结。 　　关键词:《江村经济》;人类学;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053-01 　　 　　商务印书局2001年版的《江村经济》,它包括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可以说这是一本费老对江村进行的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民族志,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①全书一共分前言、调查社区、家庭结构、继承与财产、亲属关系的扩展、中国的土地问题等十六章。而横贯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在书中费老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模式,着重介绍了家庭副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化形势的需要。 　　《江村经济》在我国及国外人类学史上的意义 　　在书中的序言里,马林诺夫斯基就说:“《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①它对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人类学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是由于从传统上看,与社会学相比,人类学大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它以异民族、异社会、异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客体。人类学曾一度被认为是关于 “原始的” 、“未开化的”土著种群研究。二是人类学十分强调实地调查、强调参与观察、强调掌握调查地区的语言,而且实地调查工作的时间不能太短,最少为期一年,这样才能够亲眼看到一年中各个季节性活动。三是人类学家通常都是研究者,而不是变革者,他们会把所研究的社会原貌作为探求的目标,很少去影响或引导社会的变迁。 　　而《江村经济》却颠覆了这些传统,予以“创新”。一是它没有局限于异民族,而是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如果说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费老的《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二是它改变了之前的人类学者以好古、猎奇为心理的单纯研究,从而树立了一种试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研究。这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都在论述“对社会制度的成功的变革”,论述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并联系这一点来论述人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作用“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②费老的这些突破以及其他贡献,使《江村经济》获得了国际声誉。当然,对这本五十年前的早期著作,费老自己指出,“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③为了“补足早年的不足”,费老打算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这体现了费老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而且他也身体力行,在八十年代完成了这一心愿。 　　《江村经济》对我国人类学发展方向的启示 　　费老曾在该书中指出,为了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需要有两步,第一步是实行土地改革,这种改革之所以“必要” 和“紧迫”,是因为它能“解除农民的痛苦”,并能保证“我们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④第二步,把恢复农村企业作为“根本的措施”,这是因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⑤关于解放后进行的土地改革, 费老在《三访江村》中指出“中国人民能取得改治权力和改变土地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②关于发展农村企业,即“工业下乡”,费老也在《三访江村》中指出“我觉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农村里去”。⑥确实,作为江村研究继续的小城镇研究,我们国内人类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写出不少的优秀民族志著作。如《林村的故事》《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等。 　　《江村经济》作为一本精典的民族志,书中必定少不了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的介绍,为初学者认识学习田野调查方法开启了大门。民族学实地调查法可划分为自观和他观、宏观和微观、社区和个案、定性和定量、专题和综合等类型。一般意义上的实地调查多采用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方式。⑦首先在于调查“点”的选取上,费老在致谢时说到“吴文藻教授和史禄国教授鼓励我用深入实地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我的姐姐把我介绍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