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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求证 勇于创见 　　徐建华先生所著《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是“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三辑的12本之一，也是其中唯一关于古典文献学的。古典文献学在图书馆界始终处于非主流状态，然就其发展历史来说，却是渊源有自，流传悠久，学科内容博大精深，从这本书即可略知一斑。《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收录了徐建华先生在宗教藏书及目录、家谱文献、古代目录学领域多年的研究精华，对传统文献的研究颇有贡献。 　　（1）通过分类与归纳，构架起佛典目录史的总体系。佛典目录研究，可谓是全书最精彩之处。在徐建华先生之前，近现代学者也有少许关注于此者，梁启超、姚名达、苏晋仁等先生在民国至建国初的一些研究，奠定了佛典目录学的基础，此后该领域一直冷寂。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谭世保、方广?、徐建华为代表的青年俊彦的介入，全面扩展和提升了佛典目录的研究，其中徐建华先生的成就十分卓著。本书收录了徐建华先生的几篇力作：《中国历代佛典目录阶段性特点分析》、《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中国古代佛典目录分类琐议》、《中国古代佛教目录著录特征分析》、《中国读藏目录叙略》，多有创建。作者按照佛典目录的编制和功能，从对佛典内容的提示、著录佛典的繁简和修撰者的角度，分别对佛典目录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将历代佛典目录分为魏晋南北朝的记录、整理译经，隋唐五代的记录入藏，宋至清的读藏3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优劣得失进行了细致严谨的评价；同时，还将佛典目录自产生以来历代的分类进行比对分析；总结了佛教目录对版本的详细著录、对疑伪经的考订、对内容和宗旨的著录与揭示，都有其特有表现的著录特征；分析了指导僧徒们阅读藏经的读藏目录与其他佛典目录的区别，评述了宋以来的6种读藏目录。学术界对徐建华先生的佛教目录研究颇有推崇，尤其认为《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一文“分类周严而详明，是研究佛教目录分类的一篇力作”。［1 ］ 　　（2）通过扎实考据，再现不同时代宗教藏书的状况。本书收录的有关佛教藏书的几篇亦有创见，如在《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中，对寺院藏书中非佛教书（即外典）的比例，作者以莫高窟17窟的非佛书比例以及台湾福严佛学院、圆光佛学院的藏书中非佛书比例来推知，非佛书比例大致在10%以内。作者进而分析了寺院收藏这些外典的原因有九方面之多，其思维之细致缜密，令人叹服。当然，这要归功于作者的博见，才能有如此善思：如通过白居易曾藏自己文集于庐山东林寺经藏，阮元在海西庵建书库等事例，来证文人将寺院作为收藏著作的最佳场所；以高僧慧远曾服五石散的事例，来推论当时他所在的东林寺必然有这类社会热点的图书，立论扎实。《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分析了佛教寺院藏书具有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履行了普及教育的职能，带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丰富古典目录学内容，推动图书载体进步、加速纸本书的风行，推进雕版印刷术的传播，丰富版本类型、加快书籍制度演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等8个方面的贡献，涉及到文化、教育、印刷、图书、目录学等各个方面，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唐五代之前东林寺藏书的文化意义》，在钩稽史料以阐明东林寺历史上藏书发展的前提下分析其意义，揭示出东林寺藏书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评论允当。 　　（3）打通宗教与家谱之间的不同领域以获得创见。《字辈与僧人》一文在此书中具有比较有独特的意义。作者通过对宋明两代皇室、孔府、少数民族、社会帮派的字辈分析，联系汉传佛教禅宗的字辈，来辨明佛教字辈的使用情况与功能，从而很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混淆世人的事件――名噪一时的海灯法师并不是少林弟子。僧人字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正是作者既熟稔宗教典籍，又精于家谱文献的体现 　　（4）传统的严谨考证与现代的科学分析并举，力矫文献学概念上的一些陈见。作者早期的文章，也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贝叶”一词溯源》，历数唐诗多首，来证明“贝叶”一词自唐就广为使用，而非元代才开始使用；《索引溯源》更加娴熟地运用考据之法来为己论证，考证出宋代的《群史姓纂韵谱》为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索引，推翻通常认为索引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观点；《浅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与图书分类法》举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为国内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分类法，佛典目录中《开元释教录》也是这样一部图书分类法，上世纪传入我国的图书分类法是有意识编制的图书分类法的开始，之前中国是有图书分类法之实的。这类搜罗剔抉的功夫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可见作者得到乾嘉考据学的真传。可贵的是作者亦注重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峨眉志书中有关高僧记载的分析――兼论志书中僧传的撰写》就可谓是科学分析的典范。作者以列表方式对比《嘉庆峨眉山志》与蒋超撰山志、印光撰山志中僧传中收录僧人名称与数量，指出了这些僧传存在着详古略今，收录高僧标准不明，